浅析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宋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3:59:12 浏览: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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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级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 宋 蕾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民事制裁措施。精神权益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获取的体现在人格、身体方面的精神利益。在民事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主体的精神权益通常体现在其姓名、隐私、身体及言行自由诸方面，是主体人格、身份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而且在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权益具有受法律永久性保护的特点，如姓名、名誉、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并不随着主体的消失而消失。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是适用经济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进行精神损失赔偿对受害者具有抚慰、补偿作用，对侵害者具有惩罚教育作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上的损失，对实施侵害行为的行为人给予财产上的制裁，可达到用其他法律手段不能达到的目的，特别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精神赔偿更具有特殊意义。
一． 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通法并没有接受单独就精神痛苦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精神损害通常被认为是像人身侵害这样的侵权行为的附属物，没有必要看成是单独的诉因。而法院也不应该对仅仅是精神上遭受痛苦的受害人提供救济。但是如果被告的行为极其残暴，以至于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造成严重的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上述侵害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因此，在大量类似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许多法院（包括侵权法重述）都逐渐的承认并接受精神损害可以作为独立的诉因。
20世纪40年代，美国法律学会明确承认心理痛苦赔偿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导致心理痛苦（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分为两种，一种是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另一种是过失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上的痛苦都应该得到补偿：“精神痛苦是且仅是‘人的状态的一部分。（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任何人当他的财产或金钱受到损失，或者是应当到手的预期收入忽然没有了的时候，都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快，这是很正常的。 `完全的心理上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Not all mental anguish is compensable: '[E] Motional distress is but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 Loss by anyone of property or money, and certainly loss of expected wages, will normally produce mental anguish. 'Complete emotional tranquility is seldom attainable in this world . . .' (6 Cal.App.4th at 801.) ）
根据美国法律学会编辑的《法律重述·侵权行为法》第46节的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构成精神损害的要件是：第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第二，伤害是故意的；第三，实际发生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什么是严重的精神痛苦呢？在Davis v. Gage 一案的判决中，爱达荷州上诉法院认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是指已经被“身体上的伤害”证明，或者有证据表明“原告的日常行为已经因此收到妨碍…或者是他/她的精神上遭受难以承受的打击。。。”（106 Idaho 735, 741, 682 P.2d 1282,1288 (Ct. App. 1984). ）
为了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原告必须证明：
1． 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是不记后果的
2． 被告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
3． 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精神痛苦，并且
4． 该痛苦 “十分严重，以至于达到任何合理的人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Herrera v. Conner, 111 Idaho 1012, 1023, 729 P.2d 1075, 1086 (Ct. App. 1986) (quoting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46, comment j (1965)). See also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Hatfield v. Max Rouse & Sons Northwest, 100 Idaho 840, 606 P.2d 944 (1980). ）
对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必须同时有身体上的伤害（physical injury）发生，美国判例法有详细的规定。尽管说被告的行为同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的证据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很明显的是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或者是表现并不是主张故意精神损害赔偿所必需的。（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然而在过失精神损害的案件当中，原告必须表明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伴随着身体上的伤害。也就是说在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里，没有“纯粹”的精神痛苦的赔偿，或者说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疾病的表现，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See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美国爱达荷州高等法院在Czaplicki v. Gooding Joint School Dist.一案的判词中指出，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有“身体上的受伤害的症状”，这种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偶尔的想自杀，精神衰弱，性欲减退，疲劳过度，胃痛，没有食欲等等”。（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2001年12月审判了Linda &Dolly v. Clark & Barbara 一案。被告雇佣Ms. Morgan协助他们举办家庭晚会。原告诉称Ms. Morgan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而后驾车引起交通事故，致使Edna死亡。作为Edna的遗产管理人，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肇事者的雇主负责赔偿包括过失精神损害的损失，因为被告对其雇佣的人疏于管理。原告声称，由于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死亡，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向被告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只要“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符合某种客观的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并且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证言证明。”（Corso v. Merrill, 119 N.H. 647,653 (1979)）换句话说，“精神上的损害必需要由因此引发的身体疾病的症状来证明”。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没有能够提供专家证言证明她因为目睹母亲的惨死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症状能够作为支持他要求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从大量的判例当中我们发现，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美国侵权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以及举证责任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学习这些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有益的。
二． 借鉴英美法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意义
大陆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源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法国对勒迪斯昂案的判决，该案一名叫勒迪斯昂的男子极其七岁的儿子被某行政机关的卡车撞死，其妻以本人和三个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名义要求赔偿，对其直接物质损失如丧葬费等当然予以赔偿，对其提出的精神赔偿请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采纳了政府专员厄曼的意见：精神痛苦虽不能以金钱计算，但不等于不应和不能给予赔偿，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代特定的损害，其具有抚慰性质，虽不可能完全消除精神痛苦，但比无任何赔偿好。赔偿旨在给予一种满足和快意，以减轻死者家属感情上的痛苦，它与商业中的等价交换性质的是不同的。最后法院判决该行政机关付给勒迪斯昂妻子精神损害赔偿费一千法郎，这为后来的精神损害赔偿奠定了立法的理论依据，并相继为各国的立法所肯定。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法律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我们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后，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开始有争论，因为我们曾经受到前苏联的法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不能用金钱来赔，用金钱来赔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律观，是把人格权利商品化，因此从法学理论上反对对人格权、人身权受到损害进行金钱赔偿。但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国家在法学领域内已逐步开始了拨乱反正，一些理论误区已经逐步得到澄清，精神损害赔偿开始进入理论视野和立法视野，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观点还比较保守。目前看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要。《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把精神赔偿的范围规定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补充了公民隐私权的精神赔偿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有人认为精神赔偿的范围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为宜，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权、民主，法律也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精神财富的保护的时候，通则规定的范围已不能达到充分保护公民人身权的目的。完善精神赔偿制度，是注重人身权的保护和完善侵权责任制的体现，大部分国家对此的立法包括对所有人人身权的都适用，无限制地规定了这一制度，如美国，某家庭妇女状告某足球俱乐部夺走了她的丈夫（其丈夫是位球迷），而判决结果主张了原告精神赔偿的请求，此案例在我们看来未免夸张，但就我国民法对此有限列举的立法而言，也到了适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时候，应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运用的直接性，即应把精神损害赔偿真正提高到其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在“赔礼道歉”等四种责任形式后，“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无论在司法心理还是在文字表述上，均给人应以前四种方式为主，赔偿为辅，精神赔偿并不重要的感觉，从而导致其不予被重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许多受害者无法受到保护。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和未加重视的态度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情，应扩大对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
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现行的法律保护手段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其缺陷在于保护范围过窄，赔偿标准也无统一定论，因此，立法机关应从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科学的吸收英美法上的相关制度，补充完善有关规定，这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充分保护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精神权益无疑是迫切需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加入WTO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英美法律文献选读－－侵权法教材》，王军编著，2002年9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中国侵权行为法的100年历史和新世纪的发展》，杨立新，2001年4月
《无过失责任》，王利明
《英美侵权行为法》，徐爱国编著，1999年10月，法律出版社
《West Nutshell Series----Torts》(Second Edition),EDWARD J.KIONKA
美国法院近几年的判例：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Linda & Dolly v. Clark & Barbara， New Hampshire Superior Court, Docket No. 99-C-0084 (2001)
宪政基本价值论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the Vital Value of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宪政价值的特点有三：第一，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第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第三，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和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最起码的价值，可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关 键 词] 宪政 价值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为实施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法治的灵魂。宪政的价值，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是法治“价值合理性”的渊源，法治必须体现宪政的价值。让宪政价值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因此，探究宪政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 宪政基本价值的含义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第19卷，406页）一般认为，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即客体的有用性。它揭示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宪政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人们孜孜以求宪政的缘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显示了宪政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宪政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这首先是由宪政价值主体既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这种二重身份所决定的。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宪政评价标准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宪政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另一方面又以宪政对本阶级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其次，是由宪政价值客体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职能所决定的。宪政，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宪政，须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任何阶级的宪政又须以执行公共职能为基础和前提，不执行任何公共职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宪政价值必然体现其主体、客体的二重性。第二，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宪政是为满足人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需要，根据一定原则人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具有主观性。但是，需要是由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实践决定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故又具有客观性。第三，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其相对性，是指宪政价值具有条件性，它随阶级、社会的差异而出现差别性、多样性。绝对性指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以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宪政的评判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准。这是宪政之为宪政的本质要求。
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因素；也意味着宪政应当具有的、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价值，我们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宪政都遵循或都应遵循的、共同的、普遍的准则。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宪政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二、 人权的切实保障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2]（136页）
“人权”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权利宣言和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和肯定。资产阶级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人权。一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即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二是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上述自然权利的派生物和具体化，又称“基本人权”。具体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及参政权等。无产阶级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无产阶级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是具体的人权。它无非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人应当拥有和实际享受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这种人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并非源自天赋，而是“争”得的，是阶级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与“基本人权”不尽相同。后着多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的基本部分，而前者多指人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的基本部分。理解上虽存差异，但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东西方各国都是一致的。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
宪政形成伊始，即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在英国，《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实施，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这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王权的专横，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在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第16卷，20页）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天赋人权才成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确立了以人权为根本，权力来自于权利并受到制约的宪政精神。1787年宪法未规定人权的内容和保障人权的起码原则，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人权。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先通过《人权宣言》作为整个宪法的序言，并成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8年宪法，其序言中仍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谢注）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人权宣言》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现代各国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载有人权保障的专门章节。因此，保障人权也构成了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
各国宪政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第一，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来保障基本人权。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权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将着重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第二，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人权的侵害。第三，通过宪法保障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宪法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各国宪法保障制度，主要有：议会保障制度，又称立法机关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制度。如瑞士、荷兰等国采用此制。我国现行宪法在形式上也采用此制。普通法院保障制度和特设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裁判所等）保障制度，一般都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宪法保障职能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的充分、全面实施，无疑对人权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3]（41页）第四，通过宪法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来保障人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它需要制定一般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这意味着宪法的完全实现至少是部分宪法条款的完全实现必须通过一般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完成。这些一般法律法规是宪政精神的具体化，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化。如刑法、民法等是对人权的实体保障，诉讼法是对人权的程序保障。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人权同人权本身一样，是相对的。对人权进行保障而没有限制，在法理上是片面的。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限定人权的范围。这是指，通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公民享有人权的范围，并使人权的行使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全面、有效地保障人权。可以说，在实践中，保障人权就是通过限制人权的范围从而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人权并获得同等保护来实现的。限制人权与保障人权是辨证统一的。保障人权是目的，限制人权是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总原则是：既要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即集体人权，又要保护个体人权，防止以限制人权为借口取消人权或缩小人权的范围。对人权的限制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实行越权无效的原则。而人权的保障不止于宪法的规定，法不禁止即自由。
在本质上，宪政就是保障人权的制度。
三 权力的合理配置
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第一，宪法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和手段。宪政内在地要将权力来源及运行过程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不得行使。第二，权力必须分立，但各种权力须组成一个完整、合理并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系。西方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有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其典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三权分立制，坚持议行合一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但我国仍然存在权力的划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就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体系。依三权分立或议行合一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第三，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扩张性、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154页）因此，必须确立权力依法行使的原则，对权力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监督应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均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监督。
在宪政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英国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资产阶级借三权分立制实现了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但运用得很不彻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三权分立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封建特权与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并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具有进步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具体实践，无论是英国的阶级“分权”，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权力“分工”，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一，是权力的分享仅限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或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从未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1]（第5卷，224-225页）其二，是三权分立制强调三权的独立性，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在实践中存在互相扯皮、议而不决、议行互悖、政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卡特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性进攻战略武器条约》，虽费九牛尔二虎之力，终未获参议院批准，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邓小平曾说，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5]（150页），可谓一针见血。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对三权分立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使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名存实亡。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国家权力由原来主要由议会掌握或者分别由三个机关分工独立行使而逐渐往行政机关手里集中。”[6]三权分立格局发生倾斜，行政权力膨胀，大有重新集三权于一身之势，逐渐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二是有的国家已突破了三权分立格局。如美国，在制定宪法的当年即设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至二战前又设立了联邦商业委员会、证据交易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局、民航局等为数众多的“独立管理机构”，它们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7]（72页）三权分立制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已徒具形式。作为权力配置方式，议行合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行使执行法律的职权。它与三权分立制是相对立的。如前述，它对国家权力仍有适当分工。在思想史上，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并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体现了议行合一的精神。这一学说未被资产阶级采用。在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制的英国，内阁即行政机关作为议会内占多数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是立法机关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领导着立法。其各部部长都是议员，向议会负政策上的责任。因此，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英国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更符合议行合一的形式和特征。马克思在深入批判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8]（第二卷，375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应当“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第22卷，274页）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和二为一。”[9]（第27卷，141页）从此，议行合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对议行合一制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议行合一制是比三权分立制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力配置方式，比三权分立制更为优越。体现在，其一，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议行合一制下的人民代议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通过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代表不独立于选民，不脱离生产及工作条件，选民可随时罢免代表。执行机关由代议机关建立，并对其负责，接受其领导与监督。这就保证了代议机关及执行机关的人民性。其二，突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国家一切权力集中统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克服了三权分立制下“三个政府”的弊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议行合一制最终将取代三权分立制。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合理配置权力的价值从属于人权保障价值。
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北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
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淮北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淮政〔2006〕30号
濉溪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淮北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六月十四日
淮北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的征收管理，防止税收流失，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公平竞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均应按本办法的规定接受本市地方税务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业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和其它工程作业的业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业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转让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的业务。
第四条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征管按照“项目控税、集中管理、一级稽查”的原则，实行一体化管理。纳税人办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资料报送、申报征收、发票管理、税收清算等纳税事宜具体由市地方税务机关各管理分局进行管理，税务稽查由市地方税务机关稽查局负责。
第五条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实行先缴纳税款，后开具税务发票，然后办理房地产权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简称“先税后票，先税后证”），实现信息共享，数据比对，方便纳税人的目的。
第二章 建设项目信息采集管理
第六条 市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建设、规划、房地产管理等部门要与市地方税务机关密切配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地方税务机关应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按月获取真实可靠的建设项目涉税信息，并据以加强建设项目涉税信息的登记管理。
第七条 各职能部门按下列规定配合地方税务机关采集建设项目信息，并于每月10日前向市地方税务机关传递相关涉税信息：
（一）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及时将建设项目审批、核准的具体情况传递给市地方税务机关；
（二）市财政部门及时将契税缴纳情况传递给市地方税务机关；
（三）市国土资源部门在办理土地转让时，及时将土地转让双方、坐落地点、面积、价格以及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情况等有关信息传递给市地方税务机关；
（四）市建设部门及时将建设项目合同和建设项目招投标情况等有关信息传递给市地方税务机关；
（五）市规划部门及时将建设规划许可情况传递给市地方税务机关；
（六）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及时将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情况传递给市地方税务机关。
市地方税务机关对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征管信息定期向上述部门进行通报。
第八条 市地方税务机关各管理分局要对纳税人按建设项目进行管理，建立分户和分项目税源监控台账。税源监控台账必须具有建设项目法人、建设项目规模、建设项目时间、建设项目坐落地点、建设项目土地面积、建筑施工单位名称、建设项目税款缴纳等详细情况。
第三章 建设项目涉税资料管理
第九条 纳税人必须自建设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不签订合同的建设项目在开工前），向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报送下列证件资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二）税务登记证副本及复印件；
（三）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文件复印件；
（四）所有银行账号证明，并注明收入结算账户；
（五）项目经理（负责人）及办税人员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六）与纳税有关的合同、协议书及凭证复印件；
（七）地方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证件、证明材料。
第十条 纳税人建设项目纳税信息发生变更、补充、修改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告知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
第十一条 市地方税务机关应加强税法宣传，对纳税人发出《涉税事项告知书》，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四章 申报征收管理
第十二条 纳税人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向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申报缴纳地方税收，同时报送《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税申报分项目构成明细表》。其格式和内容由地方税务机关制定。
第十三条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所涉及地方税务机关、财政征收机关征收的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教育费附加、耕地占用税、契税等。
第十四条 对从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企业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及从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个人独资、合伙企业投资者、其他个人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分为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征收方式鉴定工作每年一次，其鉴定的程序如下：
（一）纳税人填写《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并报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
（二）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调查后，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在鉴定表上签署意见，报市地方税务机关审批后执行。
第十五条 从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纳税人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实行按月预征、年度汇算清缴的征收方式。 具体按照国家税务机关和省地方税务机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销售房产应按国家税务机关和省地方税务机关的规定预征土地增值税，并在项目全部竣工且转让房产90%以上时，到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申请办理土地增值税税款清算手续，多退少补。
第十七条 纳税人销售自建房产分别按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收征管规定进行征收，其中建筑业的计税价格，按税法规定予以确认。
第十八条 纳税人将房地产开发产品用于本企业自用、捐赠、赞助、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的，或者转作经营性资产，用于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接受抵偿债务、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易的，或者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收入确定的方法和顺序为：
（一）按本企业近期或本年度最近月份同类开发产品市场销售价格确定；
（二）由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参照同类开发产品市场公认价格确定；
（三）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第十九条 建筑业纳税人对收购沙、石等应纳资源税的矿产品，应按规定取得《资源税管理证明》。凡不能准确提供收购数量和已税证明单的，由市地方税务机关管理分局按规定追缴应扣未扣资源税。
第二十条 市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凭地方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房地产权证，严格做到“先税后证”。市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对开具发票和税票金额明显不符合同地段、同楼层、同期销售价格的，应向市地方税务机关通报情况。
第二十一条 市财政部门在征收契税时，应凭地方税务机关开具的发票和税票办理契税缴纳手续。
第二十二条 市地方税务机关、财政、房地产管理部门可以进行联合办公，实行房地产税收管理一站式服务。
第二十三条 地方税务机关应当跟踪了解掌握建设项目进度、成本、费用、商品房预售和销售收款方式、收款时间；对建设项目纳税情况进行纳税评估，对建设项目名称、坐落地点、面积、价格与纳税资料进行比对，发现少缴税款的，应及时追缴。
第二十四条 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销售、转让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管理，严格执行征免规定。
第五章 税票和发票管理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所需建筑安装发票统一由地方税务机关指定专人填开，一律不发售给建筑施工单位填开使用。纳税人需要开具发票时，必须按规定提供相关的资料向地方税务机关申请开具，并依法缴纳有关的税款；未缴清税款或提供资料不全的，地方税务机关不得为其开具发票。建设单位一律凭地方税务机关开具的建筑安装发票支付工程款项。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单纯转让土地使用权时，必须使用《淮北市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
第二十七条 纳税人收取的开发产品预售收入（包括定金）在开具正式发票前应使用市地方税务机关监制的《淮北市预售不动产专用发票》。款项结清后，销售方必须为购买方开具《淮北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
第二十八条 地方税务机关开具正式发票和预售发票时一律实行“先税后票”的操作规定。地方税务机关在开具发票的同时应在税票上登录开具的发票和房地产预售专用发票号码，发票和房地产预售专用发票上登录税票号码。
第二十九条 预售不动产专用发票和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的印制、领购、开具、取得和保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纳税人有以下违法行为之一的，由地方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
（二）未按规定报送全部（工程项目结算）银行账号的；
（三）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帐簿或者保管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的；
（四）未按照规定将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地方税务机关备查的。
第三十一条 纳税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地方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的；
（二）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的；
（三）经地方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
第三十二条 纳税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地方税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纳税人有违反发票管理规定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四条 地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擅自延期征收税款，或少征、不征应纳税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二条、八十三条规定，视情节予以行政处分或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市审计部门每年对建筑房地产税收征管的 “先税后证”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并将审计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市国土资源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对未出具完税或免税证明而进行权属登记，导致税收收入流失的，由市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协助市地方税务、财政部门追回漏征的税款，并由市监察部门追究部门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地方税务机关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