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初探/夏旭昆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9 03:35:36 浏览: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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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初探
夏旭昆
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感觉到近几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虽大力加强管理，但系统整体作用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交通违法行为多发的势头,原因之一是违法行为查处模式长期以来以交通民警现场查处的模式为主，在人车路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者水平高低不同的现实条件下，难免力不从心。本文所探讨的“非现场执法模式”,就是要冀望于充分发挥交通管理系统性、综合性的内在特点，建立和完善交通管理执法体系，形成开放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执法格局，以期能推动交通管理工作新的飞跃。本文将对所获得的材科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真实反映“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使研究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有辅助决策的参考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一、“非现场执法模式”定义及分析
1997年4月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首先开发出“冲红灯自动拍照仪”并使用。在深圳取得实践成功经验后，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学习，1997年7月公安部对此专门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在各主要城市推广；1997年12月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将其列为“九五” 期间交通管理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要求在省会城市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建立；1998年2月公安部再次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要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98年年底全部使用这项技术。时至今日，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已设立了这项技术。深圳在此基础上还陆续开发出了逆行、超速、车辆号牌识别等多项技术应用于道路交通管理，执勤民警也逐渐使用摄像机、照相机来查处违法行为。
运用这些技术的执法模式民警传统的查处违法行为模式相比显然有别，因此准确地与交通概括它的名称对于开展执法研究、后勤保障、规范管理有着重要意义。而目前全国几乎都以其设备的功能作为名称，称之为“监控设备”、“电子眼”、“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系统”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名称尚不能完全概括、描述这种新型交通管理执法的定义，同时缺乏一定的前瞻，应当从其执法的模式来归纳定义较为准确。
从执法模式来看，传统的交通管理执法模式为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发现交通违法行为时，应当予以纠正，并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对应当给予处罚的，再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罚决定（见公安部46号令《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及《交通民警道路执勤执法规则》相关规定），这里首先是交通民警要在现场主动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并直接与违法行为人接触，再依程序做出处理，按此程序规定只可能从现场做起，否则谈不上“予以纠正”，其次是整个过程必须依靠民警来完成。而新型执法模式与传统执法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违法一旦发生即可以形成视听资料记录在案，行为人并不是在违法现场马上得知自己已被记录，而是在经视听资料经审查无误成为行政处罚证据后才按程序接受调查并接受处罚；此外，从证据的特点来看，视听资料的突出特点是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案件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无可代替、比拟的，但视听资料保存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者有人对视听资料进行拼接、剪辑或伪造，视听资料就会出现失真或虚假。因此对视听资料应认真审查，方可用做定案的依据。这就决定了这个审查过程不可能在违法现场完成。据此，可初步归纳定义为：道路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是指利用摄录器材、设备等方式收集视听资料，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记录并依法处罚的一种新型执法模式。
非现场执法模式特点：1、取证手段多样性，收集方式是利用科技监控设备、摄（录）像器材、经查证属实的群众举报资料等多种方式；2、确认违法行为的主要证据为视听资料，当审查确认后成为行政处罚证据时，按证据分类属于物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本证，具有客观准确性、便利高效性的优点，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违法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所无法代替、比拟的；3、违法行为在现场被制作记录成为视听资料，经审查成为证据后方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理。
二、“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法律依据。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行政诉讼证据之一；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以上三法都有视听资料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
目前我市主要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条款来进行执法，但尚无系统、完整地施行“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因此，非现场执法模式亦要遵循法律、法规的一般规定。第一是以事实为根据，采用录像或照片记录违法行为，经确认后作为证据。第二是执罚有据，确认的违法行为具有应受交通管理处罚的特征，可以依法处罚。第三是量裁适当，被记录的违法行为与处罚依据、标准一一对应，不应有量裁不当的情形。第四是程序合法，整个过程皆按《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主要的法律依据有：
（一）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六章“行政处罚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二）法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执行程序与监督”；
（三）规章：《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
（四）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公安部文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
三、“非现场执法模式”的作用。
（一）依法从严管理交通的功效。
搞好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执法，而且要把“从严管理”贯彻始终。在交通执法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执法怪圈，就是时紧时松，交通秩序一乱，社会上就指责交通民警不管，不执法，上级机关也要求交通管理机关开展秩序整顿，严格执法。而交通民警执法一严，对违法行为见了就纠，见了就罚，社会上就又指责交通民警滥扣滥罚。有的被查处后干扰民警正常执法。民警中出现了畏难情绪，执法就又松了。执法松了，违法又多了，秩序又乱了。循环往复，形成了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交通法规失去了严肃性，而非现场执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局面，由于非现场执法在查处违法的时候并不和违法当事人直接接触，一旦当事人违法即被记录，事后给予处罚，同时处罚程序的设计和计算机保存的证据保证了处罚的公正性、准确性、公开性，因此可以避免主观原因造成的执法不准确、随意性大，客观原因造成的管控不力的毛病，彻底改变传统的机动车年检与秩序、事故管理脱节的弊端，从而达到严格执法，从严管理交通的作用。
（二）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的功效。
提高科技的应用水平，是解决交通畅通的重要环节。深圳道路交通管理的科技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了，关键看怎么在实际当中应用和发挥作用。科技如果不为实战应用服务，未免变为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因此在现有的道路情况下，不但要加大交通管理的科技含量，科学地规划交通，科学地组织交通，而且还要科学地管理交通。非现场执法中的信息采集主要是运用科技设备，运行平台是计算机网络，其查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将主要取决于交通管理科技应用水平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非现场执法能够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
（三）不断地研究调整交通管理工作方法的功效。
交通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很多政策问题。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交通管理对策。根据交管工作的特点，我们要不断地研究怎么样调整工作模式，思考研究影响交通的因素，影响交通的原因，影响交通的环节，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使措施更贴近实际，更具有针对性，我市的非现场执法模式从单一“冲红灯自动拍照”到“逆行、超速拍照”再到“机动车号牌识别系统”的不断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可以预期，非现场执法的技术手段将不断推陈出新，方法也将更加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是人，人直接影响交通管理，交通管理是以人为基础的，非现场执法的存在可以达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根据交通心理学的观点，在交通管理中，由于非现场执法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违法就受到处罚，使每名驾驶员都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其在看不到警察的时候也能对自己的驾驶行为进行约束，让交通参与者不得不守法，久而久之，逐步提高了自觉守法的意识，变被动的“遵从”为自觉主动地“遵守”；同时，由于群众的举报成功与否也要取决于群众自身对于交通规则的熟悉程度，可以带动全社会交通参与者都来关心和遵守交通法规。这样双管齐下，能形成良好的交通氛围，起到强制性地增强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和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五）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的功效。
这一举措，最直接地优点就是减少了执勤民警与违法行为人的直接接触。同时在接受处罚时，由于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公开，当事人对此较少争议，容易接受处罚，避免了少数违法人在直接面对路面执勤民警时容易产生的对抗心理，从而能够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
（六）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效率的功效。
首先是进一步扩大了交通管理管控范围。通过将各种监测设备设置在交通秩序较乱、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点段，相当于24小时全天候有警力值守，对保障交通秩序良好，预防和避免交通事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交通管理的时空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展；其次是实施非现场执法由于采用科技手段和接受群众举报，在查获违法行为方式上绝大多数不需要路面执勤民警，即使需要也仅是操作设备，这样既减轻了巡逻民警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同时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使推进勤务改革成为可能，也将激发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参与管理的主动性，积极献计献策，主动查找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的方法和整顿的措施，并从中发现的薄弱环节，从而更大地挖掘其工作潜力，使整顿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七）推行警务公开“阳光作业”的功效
由于实现了对违法行为的“查”与“处”的分离，增强 “透明度”，坚持“重事实、重依据”的原则，实现了违法处罚“阳光作业”，也加大了执法的力度。由设备或者举报人对违法行为进行记录后，只有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才处罚，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现时观看证据进行确认后再进行处罚，从而减少了争议。
四、“非现场执法模式”在我市的运用及评价
1997年，我局开始利用监控系统查处路口、路段“冲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曝光，有效地遏制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秩序明显好转，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1999年，我局各大队也相继与局信息中心联网。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修改。为全面实施非现场执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本市交通管理开始步入数字化执法的时代，大批先进的违法行为监控设备也投入运行，实现了对闯红灯、超速等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24小时实时动态采集和监控。截止2002年6月底，全市交通监控镜头达到163个，覆盖了市区各主要路段，交通违法监测仪达到547处，已安装监测仪的路口已基本涵盖市区灯控路口，用于违章信息录入处理的计算机近80台，个别也大队配备了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用于执法。近几年非现场执法的相关统计数据见下表：
表1 查获交通违法行为数统计表 单位：宗
全局查获总数 监控中心查获数及百分比 其他部门查获总数及百分比
1999年 681784 219008（32%） 462776（68%）
2000年 915369 290000（32%） 625369（68%）
2001年 855759 291861（34%） 563898（66%）
2002年（1-6月） 449500 195672（44%） 253828（56%）
从上表可得知，我局通过非现场模式利用监控设备查获、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我局加大技术投入、拓宽非现场执法管控范围有直接的关系；
夏旭昆
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感觉到近几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虽大力加强管理，但系统整体作用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难以从根本上遏制交通违法行为多发的势头,原因之一是违法行为查处模式长期以来以交通民警现场查处的模式为主，在人车路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参与者素质参差不齐、执法者水平高低不同的现实条件下，难免力不从心。本文所探讨的“非现场执法模式”,就是要冀望于充分发挥交通管理系统性、综合性的内在特点，建立和完善交通管理执法体系，形成开放的、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的执法格局，以期能推动交通管理工作新的飞跃。本文将对所获得的材科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真实反映“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使研究提出的工作思路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工作需要，有辅助决策的参考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
一、“非现场执法模式”定义及分析
1997年4月深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首先开发出“冲红灯自动拍照仪”并使用。在深圳取得实践成功经验后，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参观、学习，1997年7月公安部对此专门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在各主要城市推广；1997年12月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将其列为“九五” 期间交通管理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要求在省会城市和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建立；1998年2月公安部再次发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要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98年年底全部使用这项技术。时至今日，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已设立了这项技术。深圳在此基础上还陆续开发出了逆行、超速、车辆号牌识别等多项技术应用于道路交通管理，执勤民警也逐渐使用摄像机、照相机来查处违法行为。
运用这些技术的执法模式民警传统的查处违法行为模式相比显然有别，因此准确地与交通概括它的名称对于开展执法研究、后勤保障、规范管理有着重要意义。而目前全国几乎都以其设备的功能作为名称，称之为“监控设备”、“电子眼”、“电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系统”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这些名称尚不能完全概括、描述这种新型交通管理执法的定义，同时缺乏一定的前瞻，应当从其执法的模式来归纳定义较为准确。
从执法模式来看，传统的交通管理执法模式为交通民警在道路上发现交通违法行为时，应当予以纠正，并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对应当给予处罚的，再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处罚决定（见公安部46号令《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第四条及《交通民警道路执勤执法规则》相关规定），这里首先是交通民警要在现场主动发现交通违法行为并直接与违法行为人接触，再依程序做出处理，按此程序规定只可能从现场做起，否则谈不上“予以纠正”，其次是整个过程必须依靠民警来完成。而新型执法模式与传统执法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违法一旦发生即可以形成视听资料记录在案，行为人并不是在违法现场马上得知自己已被记录，而是在经视听资料经审查无误成为行政处罚证据后才按程序接受调查并接受处罚；此外，从证据的特点来看，视听资料的突出特点是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案件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无可代替、比拟的，但视听资料保存依赖于一定的载体，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或者有人对视听资料进行拼接、剪辑或伪造，视听资料就会出现失真或虚假。因此对视听资料应认真审查，方可用做定案的依据。这就决定了这个审查过程不可能在违法现场完成。据此，可初步归纳定义为：道路交通管理非现场执法模式，是指利用摄录器材、设备等方式收集视听资料，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记录并依法处罚的一种新型执法模式。
非现场执法模式特点：1、取证手段多样性，收集方式是利用科技监控设备、摄（录）像器材、经查证属实的群众举报资料等多种方式；2、确认违法行为的主要证据为视听资料，当审查确认后成为行政处罚证据时，按证据分类属于物证、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本证，具有客观准确性、便利高效性的优点，能形象、生动、直观地反映违法事实，这是其他证据所无法代替、比拟的；3、违法行为在现场被制作记录成为视听资料，经审查成为证据后方通知当事人接受处理。
二、“非现场执法模式”的法律依据。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行政诉讼证据之一；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视听资料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视听资料是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以上三法都有视听资料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
目前我市主要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相关条款来进行执法，但尚无系统、完整地施行“非现场执法”的法律依据，因此，非现场执法模式亦要遵循法律、法规的一般规定。第一是以事实为根据，采用录像或照片记录违法行为，经确认后作为证据。第二是执罚有据，确认的违法行为具有应受交通管理处罚的特征，可以依法处罚。第三是量裁适当，被记录的违法行为与处罚依据、标准一一对应，不应有量裁不当的情形。第四是程序合法，整个过程皆按《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主要的法律依据有：
（一）法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行政处罚的决定”、第六章“行政处罚的执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二）法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执行程序与监督”；
（三）规章：《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
（四）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公安部文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推广使用交通监控系统查处交通违章做法的通知》（公交管[1997]14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广使用路口闯红灯监控技术通知》（公交管[1998]23号）。
三、“非现场执法模式”的作用。
（一）依法从严管理交通的功效。
搞好道路交通管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严格执法，而且要把“从严管理”贯彻始终。在交通执法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执法怪圈，就是时紧时松，交通秩序一乱，社会上就指责交通民警不管，不执法，上级机关也要求交通管理机关开展秩序整顿，严格执法。而交通民警执法一严，对违法行为见了就纠，见了就罚，社会上就又指责交通民警滥扣滥罚。有的被查处后干扰民警正常执法。民警中出现了畏难情绪，执法就又松了。执法松了，违法又多了，秩序又乱了。循环往复，形成了这种局面。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交通法规失去了严肃性，而非现场执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局面，由于非现场执法在查处违法的时候并不和违法当事人直接接触，一旦当事人违法即被记录，事后给予处罚，同时处罚程序的设计和计算机保存的证据保证了处罚的公正性、准确性、公开性，因此可以避免主观原因造成的执法不准确、随意性大，客观原因造成的管控不力的毛病，彻底改变传统的机动车年检与秩序、事故管理脱节的弊端，从而达到严格执法，从严管理交通的作用。
（二）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的功效。
提高科技的应用水平，是解决交通畅通的重要环节。深圳道路交通管理的科技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科技水平提高了，关键看怎么在实际当中应用和发挥作用。科技如果不为实战应用服务，未免变为纸上谈兵和空中楼阁。因此在现有的道路情况下，不但要加大交通管理的科技含量，科学地规划交通，科学地组织交通，而且还要科学地管理交通。非现场执法中的信息采集主要是运用科技设备，运行平台是计算机网络，其查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将主要取决于交通管理科技应用水平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非现场执法能够提高交通管理的科技应用水平
（三）不断地研究调整交通管理工作方法的功效。
交通管理涉及到方方面面，有很多政策问题。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交通管理对策。根据交管工作的特点，我们要不断地研究怎么样调整工作模式，思考研究影响交通的因素，影响交通的原因，影响交通的环节，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使措施更贴近实际，更具有针对性，我市的非现场执法模式从单一“冲红灯自动拍照”到“逆行、超速拍照”再到“机动车号牌识别系统”的不断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可以预期，非现场执法的技术手段将不断推陈出新，方法也将更加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四）增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城市交通的参与者是人，人直接影响交通管理，交通管理是以人为基础的，非现场执法的存在可以达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目的。根据交通心理学的观点，在交通管理中，由于非现场执法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违法就受到处罚，使每名驾驶员都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其在看不到警察的时候也能对自己的驾驶行为进行约束，让交通参与者不得不守法，久而久之，逐步提高了自觉守法的意识，变被动的“遵从”为自觉主动地“遵守”；同时，由于群众的举报成功与否也要取决于群众自身对于交通规则的熟悉程度，可以带动全社会交通参与者都来关心和遵守交通法规。这样双管齐下，能形成良好的交通氛围，起到强制性地增强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和交通安全法制意识的功效。
（五）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的功效。
这一举措，最直接地优点就是减少了执勤民警与违法行为人的直接接触。同时在接受处罚时，由于重事实、重证据、重程序公开，当事人对此较少争议，容易接受处罚，避免了少数违法人在直接面对路面执勤民警时容易产生的对抗心理，从而能够保护民警合法执法权益。
（六）提高交通管理工作效率的功效。
首先是进一步扩大了交通管理管控范围。通过将各种监测设备设置在交通秩序较乱、易发生交通事故的点段，相当于24小时全天候有警力值守，对保障交通秩序良好，预防和避免交通事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交通管理的时空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展；其次是实施非现场执法由于采用科技手段和接受群众举报，在查获违法行为方式上绝大多数不需要路面执勤民警，即使需要也仅是操作设备，这样既减轻了巡逻民警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同时又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使推进勤务改革成为可能，也将激发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参与管理的主动性，积极献计献策，主动查找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的方法和整顿的措施，并从中发现的薄弱环节，从而更大地挖掘其工作潜力，使整顿措施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七）推行警务公开“阳光作业”的功效
由于实现了对违法行为的“查”与“处”的分离，增强 “透明度”，坚持“重事实、重依据”的原则，实现了违法处罚“阳光作业”，也加大了执法的力度。由设备或者举报人对违法行为进行记录后，只有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才处罚，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现时观看证据进行确认后再进行处罚，从而减少了争议。
四、“非现场执法模式”在我市的运用及评价
1997年，我局开始利用监控系统查处路口、路段“冲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介进行曝光，有效地遏制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秩序明显好转，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1999年，我局各大队也相继与局信息中心联网。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修改。为全面实施非现场执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本市交通管理开始步入数字化执法的时代，大批先进的违法行为监控设备也投入运行，实现了对闯红灯、超速等机动车违法行为进行24小时实时动态采集和监控。截止2002年6月底，全市交通监控镜头达到163个，覆盖了市区各主要路段，交通违法监测仪达到547处，已安装监测仪的路口已基本涵盖市区灯控路口，用于违章信息录入处理的计算机近80台，个别也大队配备了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用于执法。近几年非现场执法的相关统计数据见下表：
表1 查获交通违法行为数统计表 单位：宗
全局查获总数 监控中心查获数及百分比 其他部门查获总数及百分比
1999年 681784 219008（32%） 462776（68%）
2000年 915369 290000（32%） 625369（68%）
2001年 855759 291861（34%） 563898（66%）
2002年（1-6月） 449500 195672（44%） 253828（56%）
从上表可得知，我局通过非现场模式利用监控设备查获、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我局加大技术投入、拓宽非现场执法管控范围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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