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建筑市场管理若干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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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规范（试行）

2003年4月22日经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执业行为，保证服务质量，明确执业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和证券监管机构关于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证券法律业务是指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为有价证券的发行、上市或交易以及相关业务提供的法律服务，或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应当由律师承办的其他证券法律业务。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接受律师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除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外，还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二章　基本规范

　　第五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自觉遵守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诚实守信，审慎严谨，勤勉尽责。

　　第六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在受委托范围内依法履行职责，保护委托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七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具备为委托人提供相应服务的专业能力，包括必备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公司运作、财务会计、金融证券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证券法律业务委托，不得指派不具备证券法律服务专业能力的人员办理。律师助理不得独立承办证券法律业务，但可以协助律师完成相关的辅助工作。

　　第九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办具体业务，以使法律服务质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专业化要求和律师行业惯例。

　　第十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坚持其独立性，在受托范围内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影响和干预。

　　第十一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始终坚持诚实守信原则，并应遵守以下要求：
　　　　　　　1.不得建议或协助委托人从事违法活动或实施虚构事实的行为，但对于委托人要求解决的法律问题，可以协助委托人进行法律分析并提出合法的解决方案；
　　　　　　　2. 对于委托人要求提供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服务，应当拒绝并向委托人说明情况；
　　　　　　　3. 不得协助或诱导委托人弄虚作假，伪造、变造文件资料，更不得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或自身利益，自己弄虚作假，伪造或变造证明文件；
　　　　　　　4. 不得向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或其他机构提供律师经合理谨慎判断怀疑是伪造或虚假的文件资料；
　　　　　　　5. 不得协助任何机构和人员实施与证券业务有关的违法行为。

　　第十二条 律师应当协助或督促委托人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文件应当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不得协助或支持委托人披露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遗漏重要信息或作虚假陈述。

　　第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依法要求，或委托人同意之外，律师及其辅助人员对于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并不得利用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第十四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密切配合，通过专业分工协作和充分的业务沟通，共同保障受托证券法律业务的顺利进行。

　　第十五条 律师不得以与法律法规和律师执业规范相违背的方式对证券监管机构人员施加影响。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法律文件制作内部审核制度，以及有关证券法律业务内部质量保障和风险控制的其他制度。

　　第十七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应当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就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在工作中获取的相关文件、会议纪要、谈话记录等资料制作工作底稿。

　　第十八条 律师应当对其在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过程中重要的往来电子邮件和电子版的法律文件进行保存和书面备份。

　　第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完善的证券法律业务档案保管制度，以确保证券法律业务档案的安全和完整。证券法律业务档案从项目完成之日起应当至少保存十年，律师事务所发生合并、分立、注销以及承办律师调离等情况时，正在办理的证券法律业务及已经办理完结的证券法律业务档案应当按照律师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作出妥善安排。

　　第二十条 如果证券法律业务涉及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务，律师事务所和承办律师可以建议委托人聘请符合以下条件的境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1. 在该司法管辖区域具备相应资格；
　　　　　　　2. 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具有相应的经验和能力。



第三章　接受委托

　　第二十一条 律师承办证券法律业务必须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指派，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律师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私自接受任何证券法律业务的委托。

　　第二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向委托人了解有关受托证券业务的情况并审查委托人提供的相关材料，经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授权代表同意后办理委托手续；接受委托后，如无正当理由，律师事务所不应中途解除委托。

　　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委托协议应当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的公章。

　　第二十四条 委托协议的内容由律师事务所和委托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协议双方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委托事项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期限、律师费用、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指派承办律师应当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委托人对承办律师有特别要求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尽可能满足委托人的要求。
　　接受证券法律业务委托后，律师事务所或承办律师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告知委托人和证券监管机构。

　　第二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的律师费应当合理，确定律师费数额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从事该证券法律业务所需要的时间、投入的精力和其他相应成本；
　　　　　　　　2. 受托业务的创新性和复杂程度；
　　　　　　　　3. 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或实际情况确定的特殊时间限制；
　　　　　　　　4.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经验、声誉和能力；
　　　　　　　　5. 律师的持续责任和风险；
　　　　　　　　6. 律师事务所的实际成本支出；
　　　　　　　　7. 律师费的支付方式；
　　　　　　　　8. 其他因素。

　　第二十七条 同一证券法律业务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受同一委托人的委托同时共同办理，相关责任、各自分工、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律师费支付等事项应当通过签署书面协议确定。

　　第二十八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律师事务所可以拒绝或解除委托人对于证券法律业务的委托：
　　　　　　　　1. 委托人要求律师为其提供服务的事项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2．委托人隐瞒重要事实；
　　　　　　　　3. 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违法活动；
　　　　　　　　4.其他合理理由。
　　出现上述情况，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并整理卷宗、文件，撰写项目总结报告后存档。



第四章　尽职调查

　　第二十九条 律师应当根据受托证券业务的具体情况，通过收集文件资料、与委托人管理层或业务人员面谈、与相关方核对事实、实地考察等方式，对证券法律业务项目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验证。

　　第三十条 律师应当客观、全面、及时地进行尽职调查，坚持尽职调查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做到调查内容真实、准确。

　　第三十一条 律师应当按照受托证券法律业务的具体情况编制尽职调查法律文件清单，并明确要求委托人或其他当事人严格按照客观真实的原则提供清单所列明的法律文件。

　　第三十二条 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在收集文件资料时应当遵循以下要求：
　　　　　　　　1.要求委托人披露与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有关的重要事实并提供相关法律文件，包括原件、传真件、复印件、副本和节录本等；
　　　　　　　　2. 应当收集文件资料的原件，如果收集原件确有困难，可以复制或收集副本、节录本。对复制件、副本和节录本等应当由委托人或文件提供人在文件上签字、加盖公章或以其他方式加以确认，以证明与原件或正本相一致；
　　　　　　　　3．对于重要而又缺少相关资料支持的事实，应当取得委托人对该事实的书面确认，律师还应当在法律意见书中作出相应说明；
　　　　　　　　4. 对于需要进行公证、见证的法律文件，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办理。

　　第三十三条 律师对尽职调查中收集到的资料，应当从资料的来源、颁发的时间、内容和形式、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资料要证明的事实等方面进行审查。

　　第三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出具法律意见时，可以编制资料目录作为法律意见的附录备查；律师应当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提交有关文件资料。
　　律师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资料应当是这些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但证券监管机构另有要求的除外；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文件资料原件的，律师应当提请证券监管机构的承办人员出具资料接收书面凭证。

　　第三十五条 律师应当对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涉及的场地、设备等价值较大的实物资产进行必要的实地勘查，但这种勘查仅是确认该资产是否实际存在及相关权属关系，而该资产的价值以依法履行相关职责的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为依据。



第五章　证券法律文件的编制、审核及法律意见的出具

　　第三十六条 律师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委托人的要求编制或审核与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就受托证券法律业务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或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第三十七条 律师在编制或审核有关证券法律文件及出具法律意见的过程中，应当始终明确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是：
　　　　　　　　1. 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2. 委托人持续信息披露的基础；
　　　　　　　　3. 有关机构进行行业监管和业务监管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八条 律师编制或审核证券法律文件以及出具法律意见，应当以尽职调查的结果为依据，严格遵守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证券监管机构公布实施的办法、规定、准则和规则。

　　第三十九条 律师不应当就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书中应由委托人、主承销商和其他相关方负责的专业性内容发表意见，也不因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对现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事项或者律师已经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律师应当出具保留意见。

　　第四十一条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应当尽力核实相关传真件、复印件、副本和节录本等是否与原件一致；如果经过合理努力仍不能核实的，应当明确予以说明。

　　第四十二条 证券监管机构就有关证券法律文件和法律意见的内容和格式有特别要求的，律师编制、审核相关证券法律文件或出具法律意见应当符合有关要求。

　　第四十三条 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或准备其他证券法律文件，应当简洁、准确、条理清晰。

　　第四十四条 法律意见书应当由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证券监管机构就有关法律意见书的签署有特别要求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根据相应的特别要求进行签署。

　　第四十五条 律师从事涉外证券法律业务，如果同时出具中文和外文文本，律师应当明确说明不同文本的效力及同等效力文本之间的表述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事务所，由律师协会依照律师行业管理规则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 律师在办理涉及证券业务的诉讼案件时，应当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民事诉讼案件规范》办理。

　　第四十八条 本规范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修订和补充。

　　第四十九条 本规范自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试行。



是恢复，不是扩大
——谈《若干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
江必新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是行政诉讼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审判实践中，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围问题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108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破除或者说取消原有的司法解释或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对受案范围的不当限制，将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本来面目上来，而不是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受案范围。
一、为什么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
　　之所以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经过将近10年的实施和贯彻《行政诉讼法》的实践，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行政审判任务，有能力承担更加繁重的司法审查的任务。10年前，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行政诉讼法》一旦实施，按照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总量的1％计算，法院的受案数量将达到百万件以上。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受案数量，每年最高的是9万多件，不到10万件，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法院每年平均只有30多件行政案件。按照我们现有的岗位责任制的规定，只需要一个审判员来审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诉讼起诉率是非常低的，如德国，总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它每年的行政诉讼受案数量却是我们的五倍，即是说每年的受案数是五十万到六十万件。我国台湾地区的受案数按人口比例也比我们多得多。经过十年的实践，各方面已经比较适应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的承受能力也在逐步增加，所以现在有条件恢复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的本来面目上来，应该根据立法机关的意思，逐步放宽受案范围。
　　2.我国即将要加入WTO，这将对行政审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和国际接轨，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救济，是加入WTO组织的一项必备条件，这是不能保留的。它要求每一个成员国必须为所有的商务活动提供足够的司法保障，尤其是行政诉讼的司法保障。我国现时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很多限制的，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受案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一旦我们加入WTO，就有履行相关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因此，必须在这方面作好准备。
　　3.从公民不断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出发，有必要恢复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最近几年，各方面对保护诉权的要求，对救济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会”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议论的热点。如果我们再不考虑诉权的保护问题，再不破除原来的不适当的限制，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二、“98条”是如何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98条”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1.删去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115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所做的定义。那个定义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狭义行政行为概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成为开展行政审判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障碍。取消“115条”狭义行政行为的概念，即意味着采用行政诉讼法早已认可的、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同的广义上的行政行为的概念。
　　2.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
　　《行政诉讼法》第12条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部分排除，但从诉讼理论的角度来说，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事实上还没有排除穷尽，由于没有排除穷尽，在审判实践中就带来一些任意性，对有些不应当排除的，在实践中也予以排除。所以，这次对于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原则上除了不可诉的行为以外，其他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可以受理。这些被排除的行为包括：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和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调解行为仅指行政机关的斡旋行为，必须是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处理民事争议的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以单方的意志作出的裁决行为，或者说以调解为名行裁决之实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狭义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仲裁行为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话，而是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规章加以规定的话，不能视为不受司法审查的仲裁行为，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可诉的行政裁决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某些咨询、建议等方式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或者当事人不履行、不理睬这样一种行为，不承担任何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具有强制性，那就不是行政指导行为，而是一个行政命令行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指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通常指公民或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或已经过了争讼期间的行政行为提起申诉，行政机关驳回申请的行为，之所以要排除重复处理行为，主要考虑到如果将这类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实际上是在事实上取消了诉讼时效，同时也考虑到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管理的信赖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决定后，还没有对外通知，这个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就还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现在有的判决书表述为内部行为，这是不准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内部行为不是指没有公开的行为，应表述为行政行为还没有成立；有些行为如通知、打印文稿，也是一个事实行为，但不对公民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也是不可诉的，但不能作扩大解释，有的行政行为已经出现还没有执行，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没有发生了实际影响，只要行政行为已经成立，就应当认为已经对当事人发生了实际影响）。
　　3.比较准确地界定了《行政诉讼法》第12条所规定的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4种不可诉的行为行为。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不愿意当被告，就千方百计把它所作出的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靠；法院不愿意受理行政案件，也就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行政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拉。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必须堵住这些漏洞，必须对这4种不可诉的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在“98条”的第2、3、4、5条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4.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了广义的理解。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对第2条又作了限制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宪法赋予了公民许多权利，除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自由权利，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权利，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当从广义上理解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概念：第一，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就使相当一部分的权益得不到救济，比如说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从国外的情况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被限制在狭义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范围内的；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原意看，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唯一考虑需要排除的是政治权利，从立法本意考虑，人身权和财产权应从广义理解。
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1.可诉行为从法律行为原则上扩大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上。“115条”的定义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把行政行为限定在法律行为的范围内。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明确的意思表示，旨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相对于事实行为而言的。事实行为相对来说，对相对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对行政机关来说，在作出这个行为的时候，并不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效果不一样。法律效果通常与意思表示相联系，是行为人所要追求的或希望实现的法律上的结果，往往涉及到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法律后果包含着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法律后果的一种，某些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但是它产生法律后果。事实行为显然和法律行为不一样。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准法律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讲，准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表示，不以发生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为目的，比如说案件的受理、确认、证明、通告，这些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与完整的法律行为是不同的。为什么要将可诉行政行为延伸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1)这是《行政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确权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说其实就是准法律行为，但是这个准法律行为，《行政诉讼法》是早已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这足以说明准法律行为是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从《行政诉讼法》立法本义来说，它并没有排除准法律行为。其次，《行政诉讼法》所讲的某些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某些财产上的强制措施，事实上也包括许多事实行为。而且在不作为的诉讼中，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一定法定职责，有些法定职责显然是一个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行政诉讼法》是无意排除事实行为的，《行政诉讼法》明确列举的可诉行为中本身就包括了事实行为。
　　(2)我们过去把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是事实行为侵权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采取“曲线救济”的方式，即通过行政赔偿诉讼来进行救济。如果行政机关是否合法不予确认，法院可以以赔偿诉讼受理这样的案件，并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合法性确认，不能在主文里确认。然后在主文里判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有点“弯弯绕”，这既不利于法院公正地裁判案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的救济。
　　2.可诉行为从单方行为扩大到双方行为。根据过去“115条”的定义，具体行为行为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个定义就限定了双方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行政许可就是一个双方行为，受理行为、奖励行为事实上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双方性。最主要的是行政合同问题，行政合同显然是一个双方行为，过去也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现在取消了“115条”的这个定义，事实上就取消了可诉行为必须是单方行为这样一个限定。《行政诉讼法》没有排除双方行为这样的规定，只是“115条”在当时的条件下所附加上去的。从审判实践来看，把具有行政管理职权内容的一些合同作为民事案件来审理有诸多不便，审理起来比较困难。
　　3.可诉行为从行政机关的行为扩大到所有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包括某些不具有机关法人资格的机构的行为。这个问题不是“115条”的过错，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而行政主体又被解释为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的行使行政职权，并且能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组织。但是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行政行为是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身份的一些组织如内部机构作出的，如果按行政主体的概念来套，这些就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可诉行政行为了。这样一来，越是超越职权，越是胡来，越是不能受到司法审查。所以“98条”没有使用行政主体这个概念，而使用“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概念，这就是说，可诉行政行为不要求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但是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拥有行政管理职权。这样解释，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精神。
　　4.可诉行为从涉及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扩大到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所有权利的行为。以前对财产权、人身权作了狭义的理解，“98条”对人身权、财产权作了广义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利问题，“98条”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定，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之前，直接涉及政治权利的案件还是不应当受理。但如果已经涉及了行政处罚，涉及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是要受理。
　　5.可诉的行政不作为扩大到了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所有不作为。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认为，除了《行政诉讼法》所明确列举的那几种不作为以外，其他不作为是不能受理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行政机关的职责、义务不仅仅是由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的产生除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外，还有行政合同、行政机关的单方承诺等等。行政义务是由多种因素产生的。不作为涉及到其他权利，随着行政行为内涵的扩大以及侵权、赔偿外延的扩大，相应的不作为的范围也扩大了，此外由于对原告资格作了重新解释和定位，普遍确认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过去局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规定的受害人，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很牵强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八）项不就是依据吗？），随着原告资格的放宽，可诉性不作为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
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1.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问题。“98条”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的行政行为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行为；第二，行政行为是与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第三，行政行为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其中最核心的，是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不是我们杜撰的，是有法律根据的。《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的时候，使用了“行使行政职权”这一概念。在对行政赔偿范围作排除规定时，使用了“与行使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的表述，无关的行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言外之意，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是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的。既然对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确认加害行为的合法性，是提起赔偿诉讼的必要前提，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赔偿法》是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一个重要扩展，而且《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关于刑事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根据“98条”的精神，结合行政审判的实践，区分这两种行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有明确的授权。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都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原则上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没收则是行政诉讼法没有授权公安或国家安全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
　　第二，要看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有关行为的目的。扣押、冻结等等强制措施，与行使行政职权没有多大区别。某一个特定的扣押、冻结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仅仅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授权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必须要有第二个标准，那就是必须要看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什么，是干预经济纠纷，为一方当事人讨债，或者捞取好处，获取办案费呢？还是为了追究刑事责任、揭露犯罪？如果是前者，恐怕就不好说是刑事司法行为了。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起诉人构成犯罪的，被告的行为就是一个刑事司法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就是一个行政行为。笔者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有时公安机关采取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并不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只要“嫌疑”有据，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就意味着，有时候当事人不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见，将起诉人是否构成犯罪作为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司法行为的标准是值得研究的。
　　3.关于对某些法人团体的行为的监督问题。近年来，告学校、协会的诉讼不断出现。行政诉讼的发展暴露出了《行政诉讼法》的先天不足。起诉人告这些组织通常是以这些组织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理由的。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公司的权利、董事会的权利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呢？它也是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了某一个组织的权利，是不是就意味着该组织是一个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呢？显然，法律授权的，可能是私权，也可能是公权，所以仅仅看它是否有法律法规授权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看它被授予的这种权利（或权力）是公共权力还是私权利。如果某个行为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该行为的目的是在执行公共政策，那么这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
　　4.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作了明确排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呢？有人认为《行政复议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从形式逻辑、法律逻辑的推断来看，似乎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从立法机关的本意来看，不是这个意思。严格地说，《行政复议法》并没有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申请复议的范围：首先，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提出，即是说，申请人不能单独提出；其次，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程序，与复议程序不同，更多的情况下是复议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来作判断的，很难说是适用复议程序，这种审查虽然不是按照标准的复议程序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是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将来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某一个机关对某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作出了确认，进入诉讼过程后，这种确认对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复议过程中作出裁决的机关是最有权解释这个规范的或者确认该规范合法性的机关所作的，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问题是有权撤销这个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很多，作出确认的不是最有权机关，这时我们当参照规章的要参照规章，当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裁决和确认的，要送请有关机关作出确认和裁决。特别是《立法法》生效后，遇到规范冲突的，应当依照《立法法》的规定，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确认或者裁决，不能越权确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