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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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罪刑法定的人权价值
刘亚平

　　　　“人权”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却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在肯定人权的价值、主张保障人权方面，至少在公开场合并无异议，争执的焦点在于人权的标准。刑事法律及其学说具有较强的阶级性，然而，现代刑事法律及其学说的存在与发展却以人权理念为基石。无视刑事法律的阶级性，则不能正确认识刑事法律；而忽视了人权保障，则不可能完善刑事法律。刑事法律及其学说中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与人权保障有关。悖离人权保障理念的刑事法律学说可能红极一时，但终归是短命的。本文仅就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价值作一阐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是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即“无法无罪，无法不罚”或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所派生的具体原则包括：排斥习惯法、禁止适用类推、原则上不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和刑法规范明确化等。概括罪刑法定原则和它所派生的具体原则，无非是强调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而罪与刑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的实质在于限制政府及其司法机关任意行使刑罚权，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自由权利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的实质是限制司法任意，保障公民权利，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是对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给予限制，通过这种限制来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制定的限制，排除立法上对罪与刑的规定的任意性，不得对非犯罪行为随意进行犯罪化和刑罚化，也不得对犯罪行为随意进行重刑化，使公民包括犯罪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及政治权利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适用的限制，排除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定罪量刑上的任意性，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不得法外定罪，亦不得法外施刑，从而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犯罪人不受法外追究，使公民人权得到切实保障。刑罚是打击犯罪保护社会最有力的工具，若不加以限制，它往往也是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最厉害的手段。如果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不予限制，其结果势必广泛地侵犯公民权利。这种人人自畏，无法预测自己行为合法性的状态甚于犯罪。在当代，给制定和适用刑法设置合理的限制，在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个人利益取得平衡的基础上，刑法才能发挥最理想的效能。对刑法的制定与适用加以限制，并不是有利于犯罪，而是发挥刑法制裁力并防止刑法被滥用的积极保障。防止刑法被滥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最重要的还是法律本身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就是这种保障。
　　第二，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直接保障了公民的自由权利，有利于社会生活的稳定。
　　人的行为应当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人的自由又是有限度的。如果任何人的自由都是无限的，那么任何人都会失去自由。自由权利的根本问题在于给自由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限度，使一切人平等地享有限度以内的最充分的自由。这个限度就是用法律规定，允许公民做什么和禁止公民做什么。公民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避免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法律特别是刑法对禁止性行为应予明确规定，法律未明文禁止的行为，应作允许公民实施的推定。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明确规定公民自由的范围来保障其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内容体现了先喻后行的公正理念。法律的正义在于行为前的警告，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应当事先在刑法中给予明确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不允许司法机关追究和惩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这就使公民个人自由不会受到任意的和事后的司法侵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稳定性方面使人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化原则又是从公民自由范围的确定性方面给予法律保障。“刑事法律确定性的标准高于民事法律。任何犯罪都应当确定其界限。定义明确的刑法才能起到事先警告和预防犯罪的作用，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使得公民在行为前就能确切知道什么行为是法律许可的，不致因为法律含糊其辞而担心行为之后可能遭到指控。”1刑法罪刑规定不明确的危险性在于“它留下了最广阔的疑问，其范围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其后果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2在自由范围不确定的情况下，随时都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那就无自由可言。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
　　第三，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人权保障。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的惩罚功能和保护功能统一于实现国家、社会保护和公民个人保护这一目的。这一目的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又以公民人权保障优先。“主权在民”，国以民为本。公民的基本人权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最终会使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受到根本性的侵害。
　　罪刑法定原则保障惩罚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同时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切实保护。保障公民不受任意的司法追究，只是狭义的人权保障。广义的人权保障，还包括及时惩办侵犯人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方面的功能，实质上是从更广泛意义上保护人权。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与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罪刑法定原则又体现了人权保障优先的价值。“在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当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罚擅断主义的刑罚制度，明确个人自由。”4“罪刑法定主义乃系以限制国家刑罚之行使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5可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优先观念的集中体现与表述。罪刑法定原则能被世界各国的刑法普遍接受，就是因为它具有保障人权的合理内核。现代刑法的功能决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更充分体现人权的保障。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人权观念形成与发展的结果
　　法律的原则与内容反映的是法律所处时代社会的普遍要求。这种社会的普遍要求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这种要求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能上升为法律原则。因此，人权既是人类基于对自身价值认识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进行斗争取得的社会及其统治者对于人的价值的承认。提出人权和要求保障人权并不断扩大人权保障的范围、提高人权保障的标准，是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并不断为争取人权同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是这种人权保障要求在刑法以致法律中的反映，是人权斗争迫使统治者承认人的价值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形成的历史轨迹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生产力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和觉悟水平的综合指标。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权利认识和要求都相对低下，因此，能够容忍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直接地剥削压迫、公开不平等、残暴镇压的统治和专制擅断的司法。尽管当时也有正义、自由、平等、人道的要求，却远没有上升到人权的高度。当时的法律也与人们的这种容忍和承受能力相应。“如果说在罗马刑法中有什么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国家至上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对任何有害行为包括具有侵害危险的行为处以严厉刑罚，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值得国家尊重。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基本原则。刑法成为了维护罗马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含义模糊的叛逆罪成为了刑事追究的重点，一切有损皇帝人身、尊严和权利的行为，都可以在此罪名下被处以极刑。”6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对于专制君主来说，统治权就意味着刑罚权，既然他的统治权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他的刑罚权也必然是不受限制的。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人也司空见惯，从任意处死普通百姓以至抗金名将、忠臣名士、封疆大吏。“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普遍接受的理念。由于刑罚权完全受君主的支配，犯罪也就必然没有稳定的法律解释，而是以君主个人的意志为标准，这种意志有时由君主自己表达，有时则由其代理人法官或官吏表达。在封建专制、司法擅断的当时，一切可能成为刑罚对象的事物都是犯罪，而法官认为应当处罚的一切事物又都可以构成刑罚的对象。无论有无法官和独立的司法体系，这种君主至上，专制暴虐，罪刑擅断的现象在封建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然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承受压迫的容忍力随之降低。这就与中世纪以来封建主变本加利的残暴统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强烈的要求自己的财产权利、人身自由以及他们所创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得到国家的保护，——实现自身的解放和独立。这一要求几乎代表了当时的所有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所表达的自由、平等、博受、尊重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恰恰喊出了所有被统治阶级以致全社会的心声。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权利，或者能够接受这种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在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中得到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承认。《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依法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7《自由大宪章》中关于未经合法判决，不得侵犯自由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原则，在后来的立法、判例中又屡加重申。鉴于权力机关的种种专横行经严重侵害了臣民的人身权利，1679年《人身保护法》规定，在押人或其代表，有权向王座法院请求发给“人身保护令状”，限期将在押人移交法院，并向法院说明拘捕理由；法院应以简易程序开庭审理，若认为无正当拘捕理由，得立即释放在押人；若不然，法院得酌情准许在押人取保开释，或从速审判。这时的统治者才仅仅能够承认自由民人身权利的法律保障。即使如此，受封建制度和观念的桎梏，这种法律保障也不可能彻底。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不得不为实现他们的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人权理想继续奋斗。斗争的矛头由泛泛的司法、法律，逐渐指向最能体现封建统治意志的刑法。他们要求刑法彻底摆脱与自己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宗教观念和封建政治伦理观念的束缚。意大利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抨击了旧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刑法原则的思想。其中，反映罪刑法定的思想提到首要的和至尊的地位。贝卡里亚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对旧的刑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阐述了作为现代刑法原则基础的刑法思想，把人权、人道的标准引入刑法。最后完成罪刑法定原则提炼的“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在论述刑法作为裁判规范和作为行为规范的作用时，“强调刑法对法官的限制作用”，这实际上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保障人权的功能”。8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够用精练的语言准确而全面地概括罪刑法定原则，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已经能够接受限制政府、保障人权的法治观念。罪刑法定主义，是费尔巴哈在1801年的刑法教科书中，用拉丁语以简明的法谚形式加以表述的。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含有罪刑法定保障人权思想的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法国宪法及刑法。这个时代也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美洲逐步取得成功的时候。
　　从罪刑法定原则提出到确立的过程，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权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基于人权保障的普遍要求才有罪刑法定思想的产生，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统治者对人权保障要求承认的结果。当生产力发展到人们普遍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势必被提出这一要求的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把罪刑法定原则确定为宪法或刑法原则，满足以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普遍的权利要求，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三、社会主义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于其人权价值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刑法能够而且必须接受资产阶级提出的，被资本主义国家刑法普遍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因就在于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并不专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满足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然而，这种阶级的利益要求永远不能超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的水平。所谓“生产力的水平”，归根到底是人的创造能力、认识能力和觉悟水平。所谓“人类的普遍要求”就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性”。因此，阶级的特殊要求最终不能违背人类的普遍要求。人权保障就是这种人类普遍要求的重要内容。人类的普遍要求是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提高的。资产阶级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不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要求，而是当时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与阶层的要求。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方式的代表，他们的主张与当时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确立。
　　以“限制权力，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回避的，甚至是必须载入法律的，但绝对不是其独有的。无产阶级政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应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要求。充分保障人权这一类社会的普遍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应有之意。因此，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而且必须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之中。的确，马克思曾对近代西方人权观念和人权制度作过许多批判。然而，马克思批判的是近代西方人权制度的虚伪性和狭隘性，而不是作为人类普遍要求的人权本身。恰恰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类解放的高度来阐发人权的。马克思终生致力于人类的解放运动。马克思谋求的不是一般的政治解放或经济解放，而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种解放就是人类所应该获得的承认和保障的共同利益、要求，是人类的共同权利，即人权。人类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核心。可见，真正代表人类主张人权要求的，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把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中是天经地义的。
　　至于罪刑法定原则中限制刑事立法、司法权力的内容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刑法，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刑事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目的是保证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正确运用这些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授予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决不能是无限的。立法与司法的任意，使公民权利失去保障，与社会主义法治背道而驰，也就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罪刑法定原则限制立法与司法，排除立法与司法的任意性，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注：
　　1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第39页。
　　2同上。
　　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3页。
　　4何鹏：《外国刑事法选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5蔡墩铭：《刑法基本理论研究》，台湾汉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6黄风：《贝卡里亚及其刑法思想》，1987年4月第一版，第4—5页。
　　7西南政法学院编：《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参考资料》第一辑，第144页。
　　8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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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电力[1999]10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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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青海省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青海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经贸委原则同意《青海省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的实施方案》，现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发展农村经济，开拓农村市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电气化事业发展的重大措施。你委要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加强对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组织、指导、监督和检查工作，把实施方案中确定的各项目标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县乡电力一体化管理，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减轻农民负担，建立起符合青海省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电力体制。

　　青海省经济总量较小，用电水平较低，目前还有一个无电县，约9．95万户农牧民没有用上电，因此，农村电力“两改一同价”工作对促进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你委要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原则，加快制定实施细则，认真组织实施并及时协调处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重大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经贸委。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日

　

青海省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
农村电力管理的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发（1999）2号）精神，结合我省农村电力管理实际，为推动全省城乡电力一体化管理，加快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制定本方案。

　　一、农村电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我省共有42个县（区）、437个乡、4111个行政村、64．99万户农牧民。目前，全省县、乡、村、农户的通电率分别为97．6％、78．49％、81．20％和84．94％。全省农村电网共有110千伏变电所10座，110千伏线路396公里，35千伏变电所61座，35千伏线路1852公里，10千伏线路10689公里，农村低压线路12394公里，配电变压器8000台。42个县（区）中，年用电量超过1亿千瓦时的县（区）有5个，超过5000万千瓦时的有7个，超过1000万千瓦时的6个，超过500万千瓦时的1个，500万千瓦时以下的有23个。

　　截止1998年底，全省尚有无电县1个，无电人口集中县5个、无电乡94个，无电村770个，约9．95万户农牧民未用上电。县级以下年用电量24亿千瓦时，农业人口年均人用电量仅为11．89千瓦时，平均每月不到1千瓦时，线长、面广、居住分散、负荷小是青海农村电力现状的主要特点。

　　（一）管理模式全省目前主要分为直供直管、联网运行或趸售和地方小水（火）电自供自管三种经营管理模式。

　　1．直供直管青海电网（以下简称省网）直供直管县（区）电力企业18个，占42．86％，其人、财、物隶属于省电力公司，生产经营直接受省电力公司所属的各地区供电局领导。省网供电区农村用电量（不含县城用电量）年均仅为2亿千瓦时。农村用电执行省物价局批准的一县一价的到户电价，其中照明为0．55～0．65元□千瓦时，动力为0．55～0．646元□千瓦时，农村工业为0．412～0．472元□千瓦时，农业排灌0．232～0．247元□千瓦时。全省农村低压线损率平均为20．71％。18个县（区）供电企业共有职工996人（不含乡镇电管站人员）。

　　2．与省网联网运行和趸售地方小电网与大电网联网运行和趸售的县（区）电力企业5个，占11．90％，其人、财、物隶属于地方政府，与省电力公司属经济合作，趸售买卖关系。

　　3．地方小水（火）电自管自供以地方小水（火）电为主，自成供电系统的县（区）电力企业19个（有7个将与大电网联网运行），占总数的45．24％。其中格尔木市电网隶属于省水利厅管理；其余由地方政府管理，水利厅实行行业管理，省电力局进行业务指导。

　　（二）农村电力体制

　　1．省网直供直管县（区）已形成了省、地、县、乡四级农村电力体制，均由省电力局直接管理。乡（镇）电管站属农村群众性的管电组织，已由县电力局实行代管。共有222个乡镇电管站，545个乡镇电管员，3801名村电工。

　　2．与大电网联网运行或趸售县（区）电力企业是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大多数未设乡（镇）电管站，农村用电由县电力企业直接管理。

　　3．地方小水（火）电供电县（区）：实行自建、自管、自用，发供用一体化管理。

　　（三）存在问题

　　1．由于青海省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居民生活用电每月人均不到1千瓦时，各县电力企业年售电量很小，部分县（市）机构雍肿、负债严重。

　　2．由于地缘因素和历史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供电区域和供电模式，甚至在省网供电区域内亦存在网中网。管理体制较为复杂、混乱，乡级趸售、单位转供、个人转供电和“人情电”、“关系电”、“权力电”等现象在少数乡村依然存在。农村电价高，农民负担较重。

　　3．农村电网结构不合理，设施落后老化，农村电力资产缺乏正常投资渠道，长期投入不足。加上农牧区居住分散，供电半径长，电网损耗大，线损居高不下，农村供电成本高，乡、村、户通电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按照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国务院国发〔1999〕2号文件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电力为农业、农民、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以减轻农民负担、开拓农村市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目的，坚持政企分开，减少中间环节，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规范农村电力市场秩序，整顿农村电价，提高农电管理水平，为促进全省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企分开、一县一公司、县乡电力一体化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使农电体制改革与全省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相适应，与青海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必须与农村电网建设、改造相结合，与整顿农村电价、规范农村用电秩序相结合，与加强农村电力管理和改善服务相结合。

　　3．加大各级政府监督管理农电工作的责任，加强各级电力公司经营农电的责任。

　　4．坚持区别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处理好政府与电力企业，中央电力企业与地方电力企业的利益关系，电力企业与农民的利益关系。

　　三、目标从1999年起，用三年左右时间，理顺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基本符合我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的农村电力体制，完成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任务，建立起省、县（地）两级电力经营实体，最终实现城乡电网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统一价格。

　　1．实行政企分开，将县级管电职能移交县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对省电力公司所属直供直管县根据售电量，网架及用电营业区划分情况，结合实际，进行公司化改制，能设立一县一公司的尽量设立一县一公司，也可以几县组建一公司。对乡供电营业所的改革，可以一乡一所，也可以几乡一所，但不能过多、过乱。对原代管的乡镇电力管理站全部改制为县级供电企业的派出机构----乡镇供电营业所，实现县乡电力一体化管理。

　　2．对与省网联网或即将联网运行的县和趸售县，视不同情况，可由省电力公司进行上划或代管，并逐步改组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各乡镇成立供电营业所，对农户用电实行统一管理。

　　3．对地方自供自管的县级供电企业，按照电力工业改革方向，因地制宜，因网制宜，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改革，条件成熟的可参照直供直管县、趸售县的改革原则和步骤进行改革。

　　4．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要着重解决供电设施陈旧、供电能力不足，综合线损率高等问题。经过改造，把农村电网建设成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的电网，使农村电网10千伏高压线损率降到10％以下，低压线损率不超过12％。

　　5．要切实加强农村用电管理，全面推行“三公开”（电量公开、电价公开、电费公开）、“四到户”（销售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和“五统一”（统一电价、统一发票、统一抄表、统一核算、统一考核）管理，从根本上杜绝乱加价、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在一户一表的基础上，用户按照计量检定机构依法认定的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和国家规定的电价交纳电费，有权拒交超过表计电量和国家电价外的一切收费，使农牧民用上放心电、明白电、满意电。

　　6．培养和造就一支技术过硬、吃苦耐劳、热心服务的农村电力队伍，要以高标准规范农电队伍，实行统一考核、竞聘上岗、合同制管理的用工制度，严格按定员定编组织生产，严格操作制度。逐步使农电管理工作达到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的要求。

　　7．通过整顿电价、改革体制和改造电网，到2002年，实现青海电网供电区城内乡用电电价达到0．311元□千瓦时的同网同价目标。

　　四、具体内容

　　（一）对省电力公司所属的18个直供直管的大通、湟源、湟中、西宁郊区、民和、乐都、平安、互助、化隆、循化、尖扎、共和、贵德、兴海、同德、海晏、门源和刚察县电力局，在原县和地区供电（电力）局的基础上进行县（地）电力公司改制，使其成为经营实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运营。

　　1．将政府职能交由相应政府综合经济部门，实现政企分开。

　　2．就辖区内电力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将产权属乡村所有的农村电力资产，按照自愿上交、无偿划拨方式交由县（地）级电力公司统一管理，统一维护，建立起清晰的产权关系。

　　3．加大改革力度，分流原电力企业职工到乡镇供电营业所，同时招聘部分优秀农村电工予以补充，以切实加强农电队伍建设。

　　4．对省网供电区域内的“网内小网”的供电企业，如乐都的高庙电建队、民和的官亭农电队，按照无偿移交电网的原则由县电力企业直接管理，对人员实行定员定岗、择优聘用。

　　5．取消化隆、尖扎等县的趸售乡和大通、湟中的转供乡，改由县（地）电力公司直接管理。

　　（二）对与省网联网互供和趸售的同仁、泽库、河南、贵南、玛沁县和省网即将延伸到的祁连、德令哈、甘德、达日、乌兰、都兰、天峻县的体制改革，可由省电力公司直接管理或在产权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由省电力公司代管。也可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参股入股等方式，逐步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三）对省网暂时延伸不到的班玛、玛多、久治、玉树、杂多、称多、治多、囊谦、曲麻莱、格尔木、柴旦和茫崖等县，按照县乡一体化的要求，因地制宜，区别情况，与直管直供县同步进行改革。

　　（四）对乡（镇）电管站的体制改革，一律按照国家经贸委《关于加快乡（镇）电管站改革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国经贸电力〔1999〕294号）精神进行。

　　五、组织实施

　　（一）具体时间安排

　　1．直供直管18个县（区）供电企业，1999年开始由省电力公司按照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组织好试点工作。到2000年底直供直管县中40％的县完成县乡一体化改革，到2001年底完成剩余部分。

　　2．联网互供、趸售和省网即将延伸到的12个县供电企业，按照改革内容的要求2000年内理顺体制，2001年完成30％县乡电力一体化改革，2002年全部完成。

　　3．对省网目前没有延伸到的12个自管自供县供电企业，2002年基本完成县乡电力一体化的改革。具体时间表为2000年完成10％，2001年完成30％，2002年完成剩余部分。

　　4．对省网范围内的转供、趸售乡及乡电管站的体制改革，原则要求2000年底前完成。

　　（二）我省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省经贸委牵头会同省计委、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组织省水利厅、省电力公司、各地方政府具体实施，并协调解决在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

　　（三）全省农村电力体制改革的具体操作

　　1．对直管直供县、联网互供、趸售和即将延伸到的县实行直管或代管的县级电力企业的改革，根据青海省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由省电力公司制定实施办法，报省经贸委审查批准后实施。

　　2．自管自供县级供电企业的改革，由州（地）、县（市）人民政府根据青海省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县乡电力一体化的实施办法报省经贸委审批后组织实施。

　　3．格尔木市的县乡电力一体化改革，由省水利厅根据青海省农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由省经贸委审批后组织实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