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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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
法发〔2010〕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随着我国边境地区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案件逐渐增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进一步提高我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判效率，切实做好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争议标的额较小、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可以由边境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为更有效地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和与诉讼相关的材料，切实保护当事人诉讼程序上的各项权利，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边境地区的特点，进一步探索行之有效的送达方式。采用公告方式送达的，除人身关系案件外，可以采取在边境口岸张贴公告的形式。采用公告方式送达时，其他送达方式可以同时采用。
三、境外当事人到我国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经过公证、认证的有效身份证明。境外当事人是法人时，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表该法人参加诉讼的人的身份证明，亦应当要求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如果境外当事人是自然人，其亲自到人民法院法官面前，出示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及入境证明，并提交上述材料的复印件的，可不再要求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四、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外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就授权委托书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如果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内出具授权委托书，经我国的公证机关公证后，则不再要求办理认证手续。境外当事人是自然人或法人时，该自然人或者有权代表该法人出具授权委托书的人亲自到人民法院法官面前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手续。
五、当事人提供境外形成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办理相关证据的公证、认证手续。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论是否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质证并决定是否采信。
六、边境地区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准确地掌握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国际条约，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中更好地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充分运用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缔结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必要时，根据条约的相关规定请求该周边国家协助送达司法文书、协助调查取证或者提供相关的法律资料。
七、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外国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应当从严掌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被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人只能是在我国有未了结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二）当事人有逃避诉讼或者逃避履行法定义务的可能；（三）不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可能造成案件难以审理或者无法执行。
八、人民法院审理边境地区的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也应当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和作用，调解过程中，应当注意发挥当地边检、海关、公安等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
九、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和鼓励当事人通过仲裁等非诉讼途径解决边境地区发生的涉外民商事纠纷。当事人之间就纠纷的解决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或者在无协议时根据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应当通过仲裁解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十、人民法院在审理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对在我国没有住所又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被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原告必要的诉讼指导，充分告知其诉讼风险，特别是无法有效送达的风险和生效判决在我国境内无法执行的风险。
败诉一方当事人在我国境内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不足以执行生效判决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胜诉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民商事司法协助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向可供执行财产所在地国家的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我国法院的民商事判决。
十一、各相关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自辖区内边境地区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制定相应的具体执行办法，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决定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状况，编制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有利于促进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实现的相关规划。”
第二款改为第三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能源工作的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据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目标，编制本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和国家电力监管机构备案，并组织实施。”
第三款、第四款分别改为第四款、第五款。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编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遵循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合理布局、有序发展的原则，对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作出统筹安排。规划内容应当包括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区域布局、重点项目、实施进度、配套电网建设、服务体系和保障措施等。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
三、将第十四条修改为：“国家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
“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电力监管机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按照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确定在规划期内应当达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制定电网企业优先调度和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具体办法，并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家电力监管机构在年度中督促落实。
“电网企业应当与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建设，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
“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建设，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置范围，发展和应用智能电网、储能等技术，完善电网运行管理，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
四、将第五章章名修改为“价格管理与费用补偿”。
五、将第二十条修改为：“电网企业依照本法第十九条规定确定的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由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偿。”
六、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国家投资或者补贴建设的公共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的销售电价，执行同一地区分类销售电价，其合理的运行和管理费用超出销售电价的部分，依照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补偿。”
七、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资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年度安排的专项资金和依法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用于补偿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差额费用，并用于支持以下事项：
（一）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和示范工程；
（二）农村、牧区的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
（三）偏远地区和海岛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建设；
（四）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勘查、评价和相关信息系统建设；
（五）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备的本地化生产。
“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接网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电网企业不能通过销售电价回收的，可以申请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补助。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能源、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八、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网企业未按照规定完成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额一倍以下的罚款。”
本决定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我国《物权法》是否应当缓行之法律辨析－－请不要再难为《物权法》出台了！
（王政律师）
近些时日，有个别学者提出我国“物权法应该缓行”的呼吁，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论据进行支持。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关“物权法应该缓行”的观点和论据是立不住脚的，“物权法应该缓行”的类似呼吁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建设一个更加民主和谐的法制国家也是有害的。
学者们提出“物权法应该缓行”的观点和论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我国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还十分模糊，产权边界十分混乱。要清晰财产仅靠财产关系的法律界定是不可能的，必须靠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完成。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极为混乱且产权存在形式虚无缥缈，根本不具备制定物权法的前提条件。三、我国目前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和继承权相关的遗产税没有出台，而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
下面我们就针对“物权法应该缓行”此三方面的观点和论据展开法律辨析，希望能够辨出些是非，引起立法当局的重视。
一、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是否就不能出台《物权法》
认为“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就不能出台《物权法》的观点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清晰财产关系不是仅靠法律界定的，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没有关系；不承认法律的基本功用或价值是明晰产权、定纷止争；不承认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必须通过诸如《物权法》之类的国家基本法律的制定和出台才能实现的基本逻辑。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全民土地名义上是全民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政府资产和私人资产，一届政府把出租土地当作政府的财政收入使用、批租的土地在几十年内归企业和私人所有的行为侵犯了后届政府对土地的经营权和全民的产权，是一种用时间偷换空间，使土地公有制空壳化、变相私有的政治手段。二是，我国统一的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成，目前选择的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劳动者劳动保障资金来源是劳动者工资收入；全民资产为谁致富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在国企中按劳分配制度不可取，因为它为实际掌握全民企业财产权（而在法律上不拥有产权）的雇员分配瓜分全民资产提供了依据；全民企业的管理者以企业的主人自居，以超过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分配企业的利润，这说明《物权法》出台的时机不成熟。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许多不合理因素的现实情况，这也是我们要不断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之所在。但是我们更不能通过割断历史的方式来否认我们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探讨的实践过程。正是因为存在“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的事实，才更加需要通过《物权法》来明晰产权，正是因为产权不够明晰，才阻碍了商品或财产的流通，阻碍了财富的创造和增加机制，使得国家或社会没有足够的财力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全民所有即为国家所有并且由政府代表国家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不会从根本上挖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反而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稳固。我们没有必要脱离实际，否认国家所有的现实经济制度，先把全民公有的财产分给个人后，才去制定《物权法》，这在实践上更是难以执行。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成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它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项尺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完善的一项社会制度，它属于《社会劳动保障法》考虑的范畴，而不属于《物权法》考虑的范围。我们更不能否认现实人类社会的差别存在，取消按劳分配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因为市场经济运行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其中财富如何分配是关系到社会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个人潜能或智慧如何有效发挥的关键因素。我们更不能因为存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现实就认为《物权法》出台的时机不成熟，等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或均匀了之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的出台是为了巩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是为了进一步明晰全民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机制，是为明确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目的。它不是“私有化”法，不是瓜分国家和社会公共财富的私有化制度，更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是否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的条件
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条件的观点除了暗含“全民资产的产权主体十分模糊”就不能出台《物权法》的观点所暗含的内容外，还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等到农村集体土地问题解决了之后，等到“三农”问题解决之后，等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完全取消后，等到公民拥有自由迁徙和就业的自由后才能制定《物权法》。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前资本主义制度。目前农户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等于是租用集体土地的佃农，通过《物权法》延长农地承包期等于通过永佃制向私有化过度，这样中国大多数农民永远就不可能转化为市民，从而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二是，集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目前我国什么样的集体范围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是不明确的；在国家征用农村土地时，国家和农民从来没有过所谓平等的交换关系；土地承包期的长短都是由红头文件替农民决定的，农民群体并没有获得土地产权；物权法规定虚无缥缈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没有实际意义，不能给农民带来实际财富。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我国目前存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的现实，无法否认在实施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集体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不能否认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现象的客观存在，更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生活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仍是深化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且正是因为存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的事实，我们才更有必要通过《物权法》来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益；正是因为缺乏法律的严格保障，才产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化的现象，才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或收益权不断受到侵害的社会现实，才使得农民无法自由转让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益，从而限制了其到城市发展和就业的机会。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集体所有的财产制度不会从根本上否认实施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反而会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否认集体经济所有制存在的社会现实，直接把集体的财产分给农民个人或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确认为国家所有后，才去制定《物权法》。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绝大多数农民转化为市民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只能根据其具体的国情来进行推进和实施，不可能千篇一律地都走同一个模式。我们更不能否认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客观存在，社会不管怎样发展，必须有人去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短期内不可能都涌向城市去就业。所以，凡是认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混乱不清晰”就不具备制定《物权法》条件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的制定不是为了固定资本主义的落后生产方式，不是为了实施农村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它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和财产的规定是为了进一步明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制度和管理机制，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便于农村集体财产权益的自由流转，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更大解放，从而逐步消除城乡差别的社会状况。它不是集体财产私有化的制度，我们更不可能通过一部《物权法》的出台来梦想解决一切“三农”问题。
三、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否是《物权法》产生的制度前提
认为“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的观点暗含了以下观点内容：即在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能明确物权的主体，物权主体不明确就没有制定《物权法》的必要；遗产税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解决财产的继承问题，财产继承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制定社会主义的《物权法》。其提供论据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当前的既得利益阶层千方百计阻挠财产申报、遗产税的出台，也就是阻碍我国的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化，没有财产申报、遗产税制度，不能将微观上的剥削转化为宏观上的积累，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二是，遗产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确保剩余价值大头归社会占有的战略性税种，是最典型的社会主义税种。我国的《物权法》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应该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物权法有根本的区别。而《物权法草案》能够说明白的地方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物权法》没有本质区别，说不清楚的地方是理论还不彻底、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目前《物权法草案》不是简单的修改问题，而是要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之后再议。
我们确实无法否认目前“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和遗产税没有出台”的客观事实。但是我们也无法理解“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的思维逻辑，我们更无法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就不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权法》本质相同的理由。相反，我们认为：《物权法》的制定和及早出台，使得物或财产归属主体更加明确，能够为财产申报制度和遗产税的征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通过《物权法》进一步确立并保护私人财产的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能够极大地调动起公民勤劳致富、兴业置产的积极性，促使财富在流转过程中迅速实现增殖。只要公民有了恒产，才有利于收入和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只要《物权法》确立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才有利于今后建立遗产税的征管制度。我们没有必要等到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征收方面的法律制度确立后再去制定《物权法》，因为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制度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围。我们也没有必要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再去考虑《物权法》的制定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程，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固定模式，《物权法》的制定和出台也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凡是认为“财产申报和遗产税是《物权法》的制度前提”的观点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其提供论据更是无法证明其观点正确性的。
我们必须明白：《物权法》不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万能”法律制度，它与财产申报和遗产税征管制度虽有一定的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关系，但不可能存在互为前提条件的必然逻辑关系。
总之，我们无法否认：制定一部优秀的《物权法》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充分的社会基础准备条件的，是必须要有其他相匹配的系列法律制度的出台配合和保障才能很好的运作实施的，它是需要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精心把握社会法律实践的产物。法国和德国民法典的编定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牢记：法律是有民族性的，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教条；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践需要它的产生，它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完善。我们希望《物权法》能够及早指引和保障我们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不希望它被不断扼杀，永远呼之欲出而不出。
各位学者和立法当局，请不要再难为《物权法》的出台了！一项不完美的法律制度胜似没有此方面的法律制度。
2005年10月18日
王政律师－－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010-84985858/5959/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