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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生成

曾明生


内容提要：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性根基，是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导引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我国应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关键词： 宪法发展 刑法目的 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 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
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外学界在宪政概念的整体上有较大差异，它们主要表现在宪政的目的、核心和精神等方面。我们认为，宪政是出于对约束与限制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一种消极性的政治结构体制,它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层的、彼此消解的扩力,整合它们间的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确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关键。宪法及其价值观如自由、公正、民主和法治等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因子。宪法及民主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法治是宪政的制度框架与结构，自由、人权和公正是宪政的主要目标。当然，一定意义上民主和法治也略带宪政目的的色彩。
宪政宪法，是以宪政为主要特征的宪法。“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时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的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是合宪的改革。惟有如此，宪法方可成为定国安邦与长治久安的基石。

（二）指导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
指导和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本文特指我国的宪政改革与宪法修改甚至“宪政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一般认为，法律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它也是发展的。既然我们处在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历史时期，知晓当前宪法必须改革的基本内容已是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改革应当围绕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 可喜的是，今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已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迈向法治和宪政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这也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学界通常认为，应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现行宪法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改。同时，应集中考虑解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协调问题。譬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利的救济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因此，在我国宪法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过程中，随着宪法权利救济机制的日益完善，宪法（包括宪法目的及价值观）对刑法目的和刑法规范生成的导引、约束与钳制作用将不断加强。亦即，以上宪政改革以及宪法修改乃至“宪政宪法”的最终形成，将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目的生成的重要的宪政基础。

（三）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机理
如前文已述，宪法性根基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宪德”，即不可以也不应当直接在法院里适用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则、纲领和惯例，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二是“宪律”，即可以并应当在法院里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若依此划分，则“宪德”涉及“宪法条文化”的宪法目的、宪法价值观及其非“宪律”的条文，而“宪律”只能是除“宪德”外的一些宪法条文而已。宪法目的、价值观及其宪法条文（含“宪德”、“宪律”）对刑法目的的指导和制约，其机理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是宪法条文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理念，而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及规范，同时蕴涵其对宪法目的、价值观的追随。换言之，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首先体现于它的导向功能，即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应当顺应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引，而不得与之抵触；其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才是表现为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最高约制力。这种约制力又反过来保障其导向功能的发挥。当然，宪法约制力的强弱依赖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备程度。当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宪法的约制力较弱，它的导引力也因之大大降低。由于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即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因此，为了避免宪法导引力的缺损，重要的步骤是，实行宪法变革，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应及早完备。
总之，不论刑事立法者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 都应合乎宪法目的、宪法价值理念及其条文精髓的基本要求。惟有如此，方可使刑法目的及其生成具有宪政意义的合宪性。

二、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由于宪政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建设“宪政中国”势在必然， 因此，惟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上应然建构的刑法目的，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既有前瞻性又有合理性。
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主要是充分保障人权和自由，同时追求在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条件下的秩序与安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目的，应是符合“宪政宪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政及“宪政宪法”目的之基本内容和要求。通常认为，刑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往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宪法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宪法规范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刑法观念中缺乏受宪法制约的意识，即简单地把刑法视为惩治犯罪、打击敌人的工具，而没有提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树立宪法观念，增强宪法制约的意识，加强人权的保障等等。另外，“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作为宪政意义的刑法目的，也是“宪政宪法”目的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正是宪政目的的基本要求。虽然宪法的限制作用，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的，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因为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在特定时期发挥刑法制裁力、防止刑法被滥用以及尽量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积极保障，所以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根本，“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因此也是“宪政宪法”目的影响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仍应关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及刑法目的与宪法目的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刑法又是实现国家宪法目的的手段。申言之，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与宪法目的及条文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刑法规范及刑法目的应受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导及其限制。因为宪法是刑法最根本的渊源，刑法来源于宪法，而且受制于宪法，所以也可以说，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以宪法为根据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违反宪法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都无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且刑法规范也是无效的。可见，国家刑事立法权、司法权和刑罚权与公民权利的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应当是“宪政宪法”的条文及其所蕴涵的法治目的和价值观。惟有如此生成的刑法目的才具有合宪性、合理性及道统性（即体现人本与自由）。
当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开始注重从宪政角度构建刑事法律和刑事法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合宪性大多局限在法规范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之宪政意义，内含刑法目的之合宪性的追求。宪政不仅是刑法规范的基础，而且首先应是刑法目的之基础。考察刑法的宪政基础，不仅是对刑法规范合宪性的审视，也是对刑法目的合宪性的考量。作为立法与司法动力源的刑法目的接受合宪性的考量，理应首当其冲。不论立法者的刑法目的，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都应当加强人权保障的份量。我们应着实贯彻实施刑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当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应继续清除刑法功能和价值取向上的陈腐观念，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以及为刑法领域建构违宪审查制度作好理念准备。基于国权主义刑法观较强的特殊的法律文化背景，我国宜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宪法，以强调该原则蕴涵的人权、自由及公正等目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至上地位”，并对违宪审查机制加以完善，增强其确定性、稳定性和保障性。由此极大地彰显政治文明、法治、公正及其人道，而对这些目标、价值的追求，也与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秩序之价值目标相辅相成。我国正进行宪政改革、现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行将步入“宪政宪法”时代，建设“宪政中国”。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必将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提供重要契机。


作者简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人，汉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笔者谨此感谢本人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屈学武教授就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本文已发表于《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注释：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加快体育俱乐部发展和加强体育俱乐部管理的意见


（1999年 6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最近几年，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在我国各地先后建立起来。它标志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基层体育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制度创新初见端倪。体育俱乐部的逐步兴起不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中央领导同志也十分关注。现就加快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和加强体育俱乐部管理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体育俱乐部发展和加强俱乐部管理的必要性、紧迫性
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体育事业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有条件的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加快体育俱乐部的发展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趋势，可以改变过去形成的主要由国家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状况，更好地发挥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建立健全群众体育组织，从根本上解决体育在基层长期没有组织网络的局面，促进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也有利于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和竞技水平的提高。要充分认识加快体育俱乐部发展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争取2010年以前我国的基层体育组织网络能够基本建立起来，以保证体育事业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体育俱乐部大致有几种类型。按俱乐部的任务划分，有以开展竞技体育、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目的的职业、半职业俱乐部，有以开展群众健身活动为主的健身俱乐部，有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为主的青少年业余体育俱乐部；按投资渠道划分，有政府与企业合办的俱乐部，有企业与事业单位合办的俱乐部，有个人独资或企业独资创办的俱乐部；按所开展的运动项目划分，有足球、篮球、乒乓球等项目的俱乐部；按俱乐部的性质划分，有社团型俱乐部，有企业型俱乐部，有民办非企业型俱乐部等等。
　　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既是群众体育需求不断增长的要求。也是我国在体育改革中不断推进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取得的成果。近几年来，足球、篮球等项目通过建立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改革，在开发体育竞赛表演市场、扩大社会的参与和投资、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项目的普及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种健身俱乐部逐步成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之一；业余俱乐部作为原有三级训练网的有益补充也初步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各种类型体育俱乐部的发展为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历史很短，经验不足，相关政策滞后，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研究解决。各级体育部门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体育俱乐部的建设出谋划策，引导体育俱乐部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
　　二、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扶持体育俱乐部的发展
成立各类体育俱乐部，以体育俱乐部形式组织开展各类体育活动，只要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都要积极支持并在登记注册、业务指导、管理和场地器材的配备、使用等方面尽可能提供便利条件。职业、半职业体育俱乐部要适度发展。有条件的专业运动队，可以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在经过充分论证、明确产权、有利于运动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金、人才、场地等条件，建立职业、半职业俱乐部。但成立这类俱乐部条件要求高，牵涉面广，运作比较复杂，因此，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切忌一哄而上。当前，要把发展为群众健身提供组织、指导和服务的各种健身俱乐部作为重点。对群众利用公共体育场馆、公园、广场、河湖等场地设施常年开展体育活动并已形成相对固定人群的，应引导其向俱乐部方向发展并纳入社区服务的范围，以增强凝聚力，提高体育锻炼质量。对企业、个人等依法开办的为群众健身提供服务的企业性质的俱乐部，要进行指导和检查。对以开展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的各种业余俱乐部（学校）要在师资、教学、训练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鼓励和支持体育系统的业余体校扩大招生范围，或与企业、中小学联合举办俱乐部。
　　三、依法加强对俱乐部的规范和管理
　　建立体育俱乐部要有利于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体育俱乐部的性质、规模、登记注册、内部管理和运作方式还很不统一，这是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初始阶段难以避免的一种现象。对此，要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规范和加强管理。依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报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体育行政部门是上述两类性质的体育俱乐部的业务主管单位，要按照规定依法行使管理权限，切实负起相应的管理责任。要严格监督体育俱乐部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开展活动，不得进行任何违法活动。凡违背上述规定的，体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坚决予以制止。对于企业性质的体育俱乐部，各地要将其纳入体育市场的管理范畴，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各级各类单项运动协会要尽快完善自身的章程和有关规章制度，切实明确与俱乐部会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加强对俱乐部的管理。在全国性的体育俱乐部管理法规颁布之前，各地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体育俱乐部的管理规章。
　　四、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引导体育俱乐部健康发展
要加强对体育俱乐部的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体育俱乐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效益好、管理严格、运作规范、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体育俱乐部，应及时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要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宣传，坚持正确的导向。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认真开展对体育俱乐部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不同类型俱乐部的运作方式的研究。对体育俱乐部的投资、税收。场地设施的建设和使用等问题，各地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体育俱乐部要加强内部建设，坚持正确的方向，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