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处理重婚案件判处原配夫妻离婚同时对非法婚姻关系在法律文书上如何表述问题的电话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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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金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金华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金政发〔2010〕55号


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现将《金华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金华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合理配置国有资产，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根据《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浙政办发〔2009〕17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市本级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是指党政机关、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各类事业单位。
第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指由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占有或使用，国家所有、能以货币为计量的资产，包括国家财政性资金形成、国家调拨、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依法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其表现形式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国家所有、政府监管、单位占有使用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遵循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政府、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三级管理体系，规范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行为，实现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第六条　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应当理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落实法定代表人责任，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制订资产管理相关制度，切实履行管理职责。
第七条　财政部门主管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办法，并进行监督检查；
（三）制定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标准，审批资产配置预算、资产处置和产权变动事项，组织产权界定、产权纠纷调处、资产统计报告、资产评估、资产清查等工作；
（四）负责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担保事项的审批。负责与行政单位尚未脱钩的经济实体和事业单位创办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政府已授权国资部门监管的除外）；
（五）负责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的监督、管理；
（六）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实行动态管理。
第八条　主管部门负责对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
（一）制定实施国有资产具体管理办法，并组织监督检查；
（二）组织开展国有资产的清查、统计等工作；
（三）审核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资产购置处置、对外投资和担保等事项；
（四）负责审核事业单位改制工作中涉及的国有资产处置、国有股权设置，督促所属事业单位按规定缴纳国有资产收益；
（五）负责所属与行政单位尚未脱钩的经济实体和事业单位创办的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对本单位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实施具体管理，其主要职责：
（一）制定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采购管理等日常工作，按规定办理本单位国有资产的配置、处置、出租、出借的报批手续；
（三）负责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担保事项的报批手续，并实行专项管理，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及时、足额缴纳国有资产收益；
（四）制定事业单位及下属企业改制方案，按规定程序报批后组织实施。
第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的房产、车辆等资产管理工作经市政府授权可由有关单位实行集中管理，并接受财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三章　资产配置
第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国有资产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原有资产已难以满足履行职能的需要；
（二）所需资产难以从其他部门单位调剂使用；
（三）所需资产难以与其他部门单位共同拼用；
（四）资产配置种类和标准符合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资产配置报批程序：
（一）行政事业单位应在编制部门经费预算的同时，编制资产购置预算，报财政部门；
（二）财政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购置预算提出审核意见，并编制年度资产购置预算草案，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形成年度资产购置预算，与年度部门经费预算一并下达；
（三）行政事业单位不得办理未列入预算的资产购置事项，需临时增加或调整的，应按规定程序报批；
（四）资产购置预算原则上应当年执行完毕，因特殊情况需跨年度的，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转入下一年度执行。
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使用上级补助资金购置资产，应报财政部门审批，补助资金明确购置项目的不再审批，报财政部门备案。
对上级部门直接配置、调拨、奖励、接受捐赠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应报财政部门备案。
行政事业单位必须明晰资产使用权属，未经财政部门批准，单位之间不得互相无偿占用对方资产。
第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配置列入控购范围的资产，应按规定办理控购审批手续；购置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的资产，应当依法实施政府采购。


第四章　资产使用
第十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严格资产入账和登记手续，建立健全资产使用管理制度，规范国有资产使用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十六条　行政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新办经济实体。对已经举办的经济实体，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脱钩。脱钩之前，有关部门应当对经济实体的经济效益、收益分配及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监管。行政单位不得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担保，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应当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审批。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担保，应当组织进行可行性论证，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审批，重大事项须经市政府审批。事业单位用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应进行资产评估，履行核准或备案手续。
第十八条　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改变国有资产使用形态的行为应严格实行报批备案制，预防风险。

第五章　资产处置
第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包括无偿调拨划转、出售、出让、转让、置换、对外捐赠、报废、报损以及货币性资产损失核销等。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处置资产应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规定限额内的，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审批；超出限额的，需报市政府审批。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资产的出售、出让、转让等应当进行拍卖、招投标，由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或公共产权交易平台实行公开交易。经财政部门批准也可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对拟出售、出让、转让的国有资产，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结果，经核准或备案后作为市场竞价的参考依据。在交易过程中，当意向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90%时，应当暂停交易，在按规定经主管部门审核报财政部门重新确认后方可继续交易。交易结果报财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涉及股权收购变更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及持股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对转让股权的可靠性、合法合规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审计、评估中介机构要对审计和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
第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本系统内无偿调拨划转使用国有资产，在规定额度内应报主管部门审批，报财政部门备案，超出额度的经主管部门审核，报财政部门审批；跨部门跨地区的，报财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重大会议、举办大型活动等临时购置的国有资产，主办单位应对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性负责，不得擅自占有或者处置，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处置。

第六章　资产收益管理
第二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包括单位资产对外出租、出售、承包、转让、投资分红等所取得的各种货币资金收入。
第二十七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国有资产收益由财政按规定比例统筹，纳入部门单位预算，用于购置固定资产。不得坐支、以收抵支或以各种名义作为奖金发放给个人。

第七章　资产信息管理
第二十八条　建立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对国有资产实行动态管理，做好资产统计和信息报告工作。
第二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对国有资产使用状况定期向财政部门作出报告。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掌握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状况，建立和完善资产与预算有效结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第八章　资产评估与清查
第三十一条　行政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一）取得没有原始价格凭证的大额资产的；
（二）拍卖、有偿转让、置换国有资产的；
（三）整体或者部分改制为企业的；
（四）整体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的；
（五）确定涉讼资产价值的；
（六）事业单位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
（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其他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
（一）经批准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者部分资产无偿划转；
（二）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合并、分立；
（三）经财政部门确认，不影响国有资产权益的特殊产权变动行为。
第三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并对所提供的情况和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评估机构独立执业。评估机构由财政部门定期评价确定。
第三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的项目、范围、权限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清查：
（一）进行重大改革或者整体、部分实行改制的；
（二）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资产严重损失的；
（三）会计信息严重失真或者国有资产出现重大流失的；
（四）会计政策发生重大更改，涉及资产核算方法发生重要变化的；
（五）政府、财政部门认为应当进行资产清查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资产清查工作的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清理、账务清理、财产清理、损溢认定、资产核实和完善制度等。资产清查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和省财政部门规定的资产清查办法执行。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财政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职责，依法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查处。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有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实行企业化管理、执行企业财务制度的事业单位，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实施管理。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
　　　　　　　　　　　　　　——以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为视角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角色，在强制医疗诉讼中也不例外。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诉讼权利中，其程序参与权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权利，而在我国刚刚起步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并没有很完备地体现在立法中，这对于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平等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实体正义是不够的。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对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中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建构正当强制医疗程序，必须保障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参与权。

　　刑事诉讼程序参与权是指案件双方利害关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并能有效影响裁判结果的权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从程序上规范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对于保障公众安全，及时妥善医治精神病人将发挥重大作用。它体现了法律对于社会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双重关怀，能够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实施危害行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是，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特别是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未明确规定，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应解决的问题。

　　一、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法理依据

　　正义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1]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现了均衡正义的思想，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与被告人一样享有同等地位，“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丝毫不意味着将与企图伤害犯罪人并剥夺其宪法性权利的压制性的刑事政策发生必然的联系。”[2]维护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以实现均衡正义。迈克•D•贝勒斯确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项原则，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原则，意指“当事人应能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3]因此，程序运作上的参与性意味着要将与强制医疗裁决结果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纳入到决定的做出过程中，让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随着国际社会对犯罪现象认识深化和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发展，犯罪被害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其诉讼权利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4]

　　二、保障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必要性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别程序，其被害人具有双重地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作为特别刑事程序应对其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是被害人权利中一项最重要的权利，犹如基石之于高楼大厦。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保护的必要性从人权保护的角度来看，人权是作为人必须拥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所涉及到的每个人自然也都应该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并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权既及于犯罪人，也应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维护本国宪法尊严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都规定有关于本国公民权利义务的篇章。2004 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更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确立了人权保护的最高法律依据。宪法是母法，是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任何人不准违反。刑事被害人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自然要求国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实现对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参与权的有效保护，必然会导致宪法中有关公民权利的那部分规定形如白纸，宪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严会降低甚至丧失。同时，国家在国民心中应有的权威也会受到一定程度损伤。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一国宪法的具体体现，国家应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在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已发生的侵害行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维护其利益的诉讼中，确保对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复。因此，对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的保护，就是维护了宪法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法律的尊严。

　　（二）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障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公正，是指在该诉讼由始至终运作的全过程中，现实被害人与被申请人在维护各自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参与程序的权利，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诉，有罪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实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害得到应有的赔偿。一个国家重视对双方利害关系人平等参与程序的权利的保护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体现。若国家只注重对被追诉方单方程序参与的保护而轻视甚至漠视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保护，必定会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满，而且很可能会放纵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脱应有的制裁，还会给被害人带来二次伤害。这样，强制医疗程序显然无法实现应有的公正。

　　“程序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可以说，程序的本质特点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见，诉讼程序中参与的重要性。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确保程序主体，特别是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加诉讼全过程，对于程序公正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

　　人们常将正义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所谓实体正义就是从目的和结果意义上对权利义务分配原则作的合乎正义标准的规定。法治的实体正义往往体现为人们对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与社会目标的追求。但是要使这种规定得以形成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过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7]程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结果和状态而事先进行的一定时间的活动，有人称法的程序正义为“看得见的正义”，这来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正当强制医疗程序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让双方利害关系人都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刑事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样的正当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强制医疗制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诉讼程序，它的特点在于采用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是决定是否对特定的被申请人强制医疗。由于此类案件审理的对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碍，受其病理性干扰，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参与诉讼，因此，法律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参与诉讼，等于是双方利害关系人都没参与到法院裁判的形成过程中，这对查明案件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无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参与程序，可以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恣意的发生，从而确保裁判结果的正义性。[8]

　　 （四）加强刑事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保护是保证鉴定结论公正性的要求

　　 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当然，认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有无责任能力并决定其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但是由于司法人员缺少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鉴定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即处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讳地说：“事实上裁判几乎是从法官的重心转移到医生的范围，此乃必须接受的事实。”[9]鉴于鉴定结论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鉴定实施程序更是强制医疗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循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作为利害关系人，理应在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到场，并能够及时在鉴定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反驳或者抗辩。这样一方面将鉴定过程置于当事人监督之下，增加鉴定过程的透明度，保障鉴定结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充分参与鉴定过程，有利于增加他们对鉴定人和鉴定结论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鉴定，提高鉴定的效率和诉讼的效率。

　　 三、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立法现状

　　（一）审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未对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作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三十六条规定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该规定赋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复议，但该解释第五百三十条关于开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程序中并未赋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样参与庭审并享有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权利，这会影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权益的实现。其未参与庭审，不利于其复议申请权的正确行使。因为在涉及被害人权益的审判程序中，应当从实际上保障其具有参与该程序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上的可救济性则是要赋予有关当事人程序上的救济权，即对于法院的裁决必须赋予当事人救济的权利。”[10]反过来，被害人的救济权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参与程序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基础上，否则，救济权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参与权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强制医疗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概括起来就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实施暴力行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其中有两个条件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也是法院审理时审查的主要对象。由此可见，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司法鉴定在强制医疗诉讼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决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我国目前关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缺乏，尤其关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方面的更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发布开始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涉及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殊规定仅“对被鉴定人进行法医精神病鉴定，应当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鉴定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到场”（第24条）。但对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参与鉴定程序却无任何规定。由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将对当事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权利赋予公、检、法三机关，而非当事人；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将鉴定人出庭作证作为确定鉴定结论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鉴定人通常不出庭，仅出具鉴定结论即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根本无法对鉴定人进行发问，了解鉴定结论作出的过程和依据。在鉴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参与程度以及对鉴定结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律在这方面规定的缺失严重影响强制医疗的正确适用。

　　四、加强保护强制医疗诉讼被害人程序参与权之建议

　　强制医疗程序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种刑事特别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权利保障上，法律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从人权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构正当的强制医疗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也决不能忽视。

　　（一）赋予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