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抵押公证登记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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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 上海警备区


上海市实施《民兵工作条例》细则
上海市政府 上海警备区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全市民兵工作，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民兵工作实行地方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双重领导的制度。全市民兵工作由上海警备区负责。
区、县人民武装部是本地区的军事领导指挥机关，负责本地区的民兵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民兵组织建设和武器装备管理；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组织民兵完成战备、治安执勤任务；组织发动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的登记、统计工
作；负责对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管理；拟制本地区的战时动员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平时做好战时动员的各项准备工作，战时组织实施兵员动员和带领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
民兵工作直属上海警备区领导的局、厂〔以下简称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负责本单位的民兵、预备役工作，其主要职责参照区、县人民武装部职责执行。
第三条 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的人民武装部是民兵工作基层单位，负责办理本地区、本单位的民兵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民兵组织建设和武器装备管理；负责民兵的政治教育，落实民兵参训人员；组织带领民兵完成战备、治安执勤任务；组织民兵参加两个文明建设；负责民
兵、预备役人员的登记、统计工作；战时组织动员民兵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
第四条 全市民兵工作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条条支持”的原则。除直属局（厂）外，各市属单位和中央各部门驻沪单位应当接受和服从所在区、县人民武装部对其民兵工作的领导和指挥。这些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区、县人民武装部的工作，对本系统的民兵工作要分工一名
领导同志负责，指定一个部门具体承办，并对有关工作提出要求，加强督促和检查。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应当与这些单位的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及时通报情况。
第五条 企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执行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上海警备区印发的《关于上海市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企业管理的若干规定》（沪委〔1989〕8号）。
第六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建设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级政府和军事机关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要求，制定民兵工作的行政规章和措施，把民兵工作纳入政府工作的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明确有关部门的民兵工作的职
责，协调有关工作，解决民兵工作的实际问题，确保民兵工作任务的完成。
第七条 乡、镇和企事业单位人民武装部的设置及专职人民武装干部人数的配备，按照《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劳动人事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基层武装部的设置和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配备原则等问题的通知》（〔1984〕组通字16号、民〔1984〕民27号、〔198
4〕劳人干29号、〔1984〕参动字28号、〔1984〕政干字270号）和国家其它有关规定执行。
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参照区、县人民武装部的编制，根据本单位的实际，配备有关人员。

第二章 民兵组织
第八条 本市乡、镇、街道和生产稳定、组织健全、适龄人员够建一个基干民兵班或一个民兵排的企业（含机关、学校、科研单位的下属工厂以及乡、镇企业）、事业单位（不含机关、学校、科研单位），都应建立民兵组织。
第九条 参加民兵组织服预备役的人员，必须是适龄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劳动，身体健康。
第十条 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二十八岁以下的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和军地通用专业技术人员，编为基干民兵。其余十八岁至三十五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编为普通民兵。沿海地区和编有民兵专业技术分队的单位，基
干民兵年龄可适当放宽。
第十一条 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应将所有符合民兵条件的人员编入民兵组织。不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应按规定，对符合服兵役条件的适龄男性公民进行兵役登记，对退伍军人进行预备役登记和统计。
第十二条 民兵按照便于领导、便于活动、便于执行任务的原则编组。乡、镇、场编基干民兵营（连），行政村编民兵连和基干民兵排（班）；企业事业单位、街道根据人数多少，编民兵排、连、营、团和基干民兵班、排、连、营。
女性公民只编基干民兵。为便于活动和训练，编组应相对集中，原则上以行政村、企事业单位单独编班或排。女民兵人数以区、县为单位，控制在基干民兵总数的10％左右。女青年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和沿海乡、镇可适当多编。
第十三条 民兵专业技术分队的编组，根据战时兵员动员和民兵就地作战的需要以及现有装备，以企事业单位或乡、镇、街道为单位单独编组，也可采取跨单位或按行业（系统）厂乡挂钩、就近联片的方法编组。民兵应急分队采取赋予任务的办法，在基干民兵组织中落实。
第十四条 民兵连以上的组织，军政干部一般各配一正一副。女民兵较多的单位，可增配一名女民兵干部。企事业单位的民兵组织主官，由本单位负责人兼任。基干民兵连、营长，由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或本单位负责人兼任。行政村专职民兵连（营）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三十五岁；授予
荣誉称号或有突出贡献的民兵干部和兼职干部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第十五条 民兵干部实行任命制。基层单位最高一级的民兵干部（含副职），由本单位提名，征求民兵和群众意见后，按民兵工作隶属关系，报上级党委批准，由军事机关任命；其他民兵干部，由本单位党委批准，以人民武装部或民兵组织主官名义任命。直属局（厂）的下属单位最高
一级的民兵干部（含副职），由本单位提名，征求民兵、群众意见，经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审核后，报直属局（厂）批准并任命；其他民兵干部，由本单位批准，以人民武装部或民兵组织主官名义任命。
第十六条 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的民兵组织主官，由区、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培训；其他民兵干部，由基层人民武装部负责培训。
第十七条 全市民兵组织整顿工作，根据上海警备区统一部署进行。民兵整组应当按照《民兵工作条例》规定的内容和上级的要求，做到人员落实、时间保证、程序规范、效果明显，并经上级军事机关验收合格。
第十八条 民兵组织应当建立和健全组织整顿、政治教育、干部活动、民兵活动、基层工作等各项制度。
第十九条 设立人民武装部的单位，应当按规定建立专用的资料室（柜），做到图表资料齐全、规范。未设立人民武装部的民兵组织，应当按规定建立资料柜（箱），确定专人负责保管。

第三章 政治工作
第二十条 民兵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兵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民兵、预备役人员进行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进一步发动和
组织民兵带头参加两个文明建设，做好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和使用工作，广泛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第二十一条 基干民兵的教育，以国防内容为主，每年不少于四次；普通民兵的教育，主要结合征兵、整组和利用重大节假日进行，每年不少于两次；对每年参加军事训练的基干民兵，在集中训练期间，应当按规定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
民兵政治教育坚持以集中课堂面授教育为主，同时与刊授、函授等其它辅助形式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保证教育内容、时间和人员的落实。
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利用“青年民兵之家”、“民兵活动室”、“国防园”等场所，组织民兵上课、读书、看报、演讲、举办知识竞赛和展览等，使民兵政治教育生动活泼、富有成效。
第二十二条 要组织民兵开展学雷锋、学“好八连”、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支持部队改革和建设、拥军优属、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和以劳养武等活动，在各项活动中锻炼民兵队伍，提高民兵素质，发挥民兵作用。
第二十三条 平时，应当根据民兵担负的不同任务、不同要求和民兵思想实际，经常地、有针对性地做好民兵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各种竞赛，提高民兵练兵习武的自觉性，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第二十四条 战时，应当根据战前、战中、战后不同阶段的情况，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参战中的思想工作和战后政治工作，巩固民兵组织。
第二十五条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应当选拔政治上强、思想好、年纪较轻、身体健康、热爱武装工作和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的同志担任。可从部队转业干部、退伍军人、优秀民兵干部以及其他适合做此项工作的干部中选配。
第二十六条 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部长（含副职），由直属局（厂）党委提名，报上海警备区审批任命；其他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由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考核、提名，报区、县、直属局（厂）党委审定，以区、县人武部部长、政委和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命令公布。


第二十七条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每两年考核一次，由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会同组织人事部门实施。对年大体弱或其它原因，不适宜继续做民兵工作的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由所在单位妥善安排。
第二十八条 对专职人民武装干部的培养教育，主要通过集训、刊授、函授、在职自学等方法进行，由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组织实施和考核。新任职的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必须参加上海警备区组织的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轮训。

第四章 军事训练
第二十九条 担负民兵军事训练任务的企事业单位，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军事训练任务，保证参训人员、时间、经费的落实。
第三十条 民兵军事训练按照总参谋部《民兵军事训练大纲》和上海警备区《民兵规范化训练实施细则》的规定，由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在训练基地（点）统一组织实施。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民兵干部和基干民兵必须完成规定的军事训练课目。各级人民武装部应按上级要
求，协助教育部门搞好学生军训。
第三十一条 民兵军事训练应当严格按照组训规划，合理安排年度训练任务；突出重点，抓好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民兵干部和专业技术兵的训练；抓好基础训练，根据战备执勤的需要，增强训练的针对性；抓好训练改革，有组织、有计划地实行“岗前训练”和“先训后编”；改进训练
方法，普及电化教学和模拟训练，讲求训练实效。
第三十二条 民兵军事训练的考核和成绩评定，按照总参谋部制定的标准执行。基干民兵军事训练考核，由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组织实施，考核合格的，颁发军事训练合格证。
第三十三条 区、县应当建立民兵军事训练基地，直属局（厂）应根据训练需要和本单位实际，建立民兵军事训练基地或训练点，做到有规范的训练场地和完善配套的教学、生活设施，并落实管理人员，健全管理制度。民兵军事训练（点）建设经费，应纳入所在区、县、直属局（厂）
基建计划统筹解决。民兵军事训练基地（点）在保证完成民兵、预备役人员训练任务的前提下，适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得收入主要用于民兵军事训练，改善基地（点）教学、训练和生活设施。
第三十四条 民兵军事训练的器材和教材，除上级配发部分外，不足部分由各单位保障。民兵训练弹药，按上级下达的指标使用，任何单位不得超指标。
第三十五条 民兵和民兵干部参加军事训练期间，工资和奖金由原单位照发，原有福利待遇不变，伙食补助和往返差旅费由原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在有关项目中开支；农村的民兵和民兵干部，由乡、镇人民政府采取平衡负担的办法，按同等劳力收入给予误工补贴。

第五章 武器装备
第三十六条 区、县人民武装部应当依据上海警备区确定的武器装备配备原则和配备、补充计划，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基干民兵组建规划和战备执勤、军事训练的需要，制定具体配备、补充计划，在报上级军事主管部门备案后组织实施。民兵武器装备在本地区、本单位内调整、调动
，由区、县人民武装部批准，并报上海警备区主管部门备案；跨区、县范围调整、调动和借用，必须经上海警备区批准。在本市范围内，基层单位跨区、县搬迁或民兵领导关系变更，其配发的武器装备需带走时，由上海警备区批准，并办理交接手续。
第三十七条 民兵武器装备实行上海警备区和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及基层单位三级管理体制。
武器装备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障民兵武器装备处于良好的战术技术状态，能随时用于执行任务，防止发生丢失、被盗等事故。
配备武器装备的单位应当实行领导负责，落实岗位责任制，积极开展区、县人民武装部民兵装备仓库正规化建设达标和基层合格兵器室达标活动，建立和完善包括登记统计、擦拭保养、警卫值班、干部住库值班、仓库联防、检查评比、事故报告和奖惩等内容的武器保管使用制度，做到
民兵武器装备无丢失、被盗，无锈蚀损坏，无失职失控，无差错事故。上海警备区负责对区、县人民武装部的检查、考核，评定达标单位；区、县人民武装部负责对基层单位的检查、考核，评定达标单位。
第三十八条 民兵武器装备的使用，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和上海警备区《关于民兵、学生军事训练武器弹药使用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配备民兵武器装备的单位，应当按照上海警备区制定的《区、县、局（厂）民兵装备仓库正规化建设要求》和《基层合格兵器室标准》，加强民兵武器装备库（室）建设，完善各项保管设施和安全设施。民兵装备仓库的修建和改造所需经费，由区、县、直属局（厂）负责
，纳入基建计划统筹解决；基层单位兵器室的修建和改造所需经费，由保管武器的单位自行解决。
第四十条 配发武器装备的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配齐配好专（兼）职看管人员。配发高射武器的单位，应当配齐配好枪炮技工，并比照本单位技术工人职称评定条件，搞好枪炮工的技术职称评定，落实有关待遇。各级人民武装部应当坚持“先审查、后使用”的原则，选配武器装备

仓库保管人员、专（兼）职看管人员和枪炮技工，保证保管人员队伍的纯洁；经常了解保管人员的现实表现，加强对保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对不适合从事武器管理工作的人员，及时加以调整，妥善安置。

第六章 战备执勤
第四十一条 民兵战备执勤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军警民联防；配合部队、武警打击武装袭扰之敌；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配合部队作战，担负战时勤务。
第四十二条 各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和建哨所、配发武器弹药的乡、镇、场人民武装部，应建立昼夜值班制度，每日组织交接班。节假日和战备期间，应增加部领导带班。节前要将节日战备安排、值班名单向上级备案。节后一日内要上报节日战备情况。
第四十三条 各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每月一日应将上月的民兵战备执勤情况综合上报。凡遇有调动民兵执行作战任务，敌情动态，重大灾情和抢险救灾，社会治安和突发事件，军事设施遭破坏，外国人未经许可进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未开放地区等情况，应及时上报
。
第四十四条 沿海地区各级人民武装部应组织落实军警民联防。负有国防工程维护管理任务的人民武装部应依据上海警备区下发的《国防工程维护管理暂行规定》，组织民兵做好有关维护管理工作。
第四十五条 组织民兵担负战备勤务，由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根据上海警备区的部署实施。
第四十六条 组织民兵担负作战任务，一般情况下应先逐级请示，待批准后再实施；紧急情况下，可边行动边报告。
第四十七条 组织民兵守护重要目标，由目标归属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提出申请，报上海警备区批准后实施。目标归属单位应当合理解决民兵的报酬。
第四十八条 组织民兵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按照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下发的《民兵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方案》和其它有关规定执行。
民兵应急分队建设和动用民兵应急分队批准权限，按照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下发的《民兵应急分队战备建设若干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武装部应当制定和完善民兵战备执勤预案，组织演练；加强对执勤民兵的战备形势教育，防止发生各类事故。
第五十条 经上海警备区批准的海防固定哨所执勤民兵的费用，由哨所所在乡、镇（场）负责；经各级政府批准的临时性战备、治安勤务，由各级政府按均衡负担原则，统筹解决执勤民兵的报酬。

第七章 民兵经费
第五十一条 民兵经费包括由市财政通过上海警备区下拨的民兵事业费，企事业单位按规定在成本或其它费用中列支的民兵日常活动经费和有关费用，以及民兵“以劳养武”活动收入等。
第五十二条 民兵事业费由上海警备区掌管，除民兵武器装备维修管理费外，主要分配给区、县、直属局（厂）人民武装部使用。
第五十三条 民兵经费不足部分，由各级人民武装部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经费预算，经财务部门审核和领导批准，列入各单位年度经费开支计划，由各级人民武装部掌握使用。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武装部应当严格按照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和市财政局、税务局制定的有关财务制度，管好、用好民兵经费，并接受财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章 奖励和惩处
第五十五条 民兵、民兵组织和人民武装干部在参战、支前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的奖励项目和批准权限，由军队给予奖励；在完成民兵工作或执行维护社会治安等其它任务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由区、县以上政府和军事领导指挥机关给予奖励。
第五十六条 民兵工作奖励和惩处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另行规定。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细则由上海警备区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1991年11月30日

企业改制时期的劳动关系问题研究

姚岚秋 李凌云


党的十六大以后，“国退民进”的浪潮风起云涌，各地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大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出售等方式放开搞活，真正走向了市场；许多国有大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或引入外部投资成为股份制企业，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其他所有制企业也不甘寂寞，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改制问题层出不穷。毋庸置疑，改革是必需的，也是有成效的，但在改革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企业改制后产权关系、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都要发生变化，这势必造成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涉及员工的劳动关系、工资保险等诸多切身利益，因此，改制过程是企业劳动关系最不稳定的时期，也是劳资纠纷的一个集中爆发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能否适当地处理员工的劳动关系是企业改制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改制的内涵和外延界定
企业改制就其实质而言，是运营机制的转变和企业制度的创新。对于改制这一概念，现行法律并未作明确的界定，理论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观点就认为，“改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只是一个统称、俗称，凡是企业改成和原来不一样的情况都可以称为改制。因此，改制有多种的表现形式，不可能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实践部门，行政主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改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计发经济补偿金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四条的规定，改制也就是“因用人单位的合并、兼并、合资、单位改变性质、法人改变名称等原因而改变工作单位……。” 2003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则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二）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 （三）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四）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六）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七）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
总之，从法律上看，企业改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1）用人单位分立、合并，如公司兼并、国有企业主辅分离等。（2）用人单位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如原国有企业转为公司制企业（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与外商合资等。（3）用人单位改变企业组织形式的，如原国有企业转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转为股份有限公司；（4）用人单位转变经营机制，如国有企业的承包或租赁、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经营等。
二、当前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几种基本模式
（一）分立合并的基本模式：劳动关系承继
对于企业分立合并时劳动关系如何处理，《劳动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但是上海市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地方法规和司法解释都要求改制后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原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经劳动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上述规定包含四层意思：（1）原用人单位分立、合并的，职工与原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2）职工的原劳动合同由分立、合并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也就是说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合同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的义务由分立、合并后的用人单位履行。（3）原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也可以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协商不一致的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4）原用人单位与职工有约定的依照约定处理。
（二）公司制改造的基本模式：劳动关系承继
公司制改造时处理劳动关系的原则与分立合并一样，只不过我们能找到的依据只有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8]34号）：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用人单位主体发生变化的，应当由变化后的用工主体继续与职工履行原劳动合同。由于企业改制导致原劳动合同不能履行的，企业与职工应当依法变更劳动合同。
（三）主辅分离的基本模式：区别对待
根据原国家经贸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中，对企业分立后进入改制企业的职工的劳动关系，分不同的情况规定了劳动关系承继和劳动关系切断两种处理办法：
对分流进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个人所得经济补偿金，可在自愿的基础上转为改制企业的等价股权或债权；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四）承包租赁经营的基本模式：劳动关系承继
企业被承包租赁经营，承包者应当承继原企业对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这是中央和地方的相关法规一致传达的精神。如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规定：租赁经营（生产）、承包经营（生产）的企业，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法人名称未变，在与职工订立劳动合同时，该企业仍为用人单位一方。依据租赁合同或承包合同，租赁人、承包人如果作为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时可代表该企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意见》第十九条也指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的，不论是否再转包、转租，如果与劳动者发生争议，应确定该单位为用人单位，承包或租赁经营方也应列为当事人。
根据上述规定，在实践中，因企业承包形成的劳动合同关系有两种情况：1、劳动者与发包方有劳动合同关系，与承包方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与承包方和发包方一方或双方发生劳动争议，发包方作为劳动合同的相对人，当然为劳动争议的当事人，而承包方虽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但其作为实际用工主体和受益人也应列为案件的当事人。2、劳动者与发包方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与承包方单独重新订立劳动合同。这种场合下，因劳动者与发包方重新签订了劳动合同，此时发生的劳动争议，承包方与劳动者为当事人，发包方不再列为当事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内容，不包括劳动者与发包方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与承包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三、当前改制处理劳动关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改制深化国企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促进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市场主体规范运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我们也摸索出了一系列改制的模式，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毋庸质疑，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我们对劳动关系的处理还很不成熟，从理论到实践，从政策依据到操作方法都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规政策不完善
关于改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缺位、错位现象屡见不鲜。
缺位是指高位阶的劳动法律法规中缺少对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统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就对对企业改制时的法律适用情况只字未提，国务院出台的各项行政法规中也鲜见关于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规定。
错位是指大量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如部门或地方规章、地方法规、司法解释关于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规定政出多门、互不协调，往往彼此冲突，让人无所适从。举一例为证。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原主体企业分流到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人员劳动关系的处理，原国家经贸委牵头国家七部、委、局及全国总工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国经贸企改[2002]859号）规定，“对分流进入改制为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余人员，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可按国家规定与其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企业改制前后职工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可以看出，原国家经贸委的意见是，对于主辅分离后仍然进入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裕人员，其与原主体企业的劳动关系并不解除，而是由改制后的企业继承原主体企业的权利义务，即通常所说的“承继模式”。但几个月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贯彻上述文件而制定的《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 》（劳社部发〔2003〕21号）对于同一情况却规定，“对分流到国有法人绝对控股改制企业的职工，应当采取原主体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改制企业签订新劳动合同的方式变更劳动合同，由改制企业继续与职工履行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 显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于主辅分离后仍然进入国有法人控股企业的富裕人员劳动关系的处理，采取了与原国家经贸委截然相反的态度，要求其先与原主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然后再与改制后的企业建立新的劳动关系，即 “断一建一”模式。虽然这一文件也要求改制企业继续继承原主体企业劳动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但劳动关系的“一断一建”，必然会产生支付经济补偿、本单位工作年限中断等与“承继模式”迥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对于同一个法律问题竟然出现如此不统一的规定和解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法治的悲哀。
（二）思想认识不统一
法规政策缺位和错位的后果就是实践中没有统一的规则可以参照，从而导致不同的企业乃至主管部门在改制处理劳动关系时遵循的指导思想五花八门。
改制实际上就是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作为企业的内部资源之一，劳动关系的平衡也必将被打破，这意味着在企业改制前后原劳动关系往往要切断，新的劳动关系将要建立，这也是绝大多数企业改制时的做法。然而，就是在如何切断原劳动关系的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就笔者掌握的情况看，主要存在着两种理解。
第一种观点主张企业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6条第三款：“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改制使企业资产、组织机构或经营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客观情况的变化足以导致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因此如果企业与劳动者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的话，企业可以以提前三十天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也是目前所谓“主流”的观点。梳理有关的法规政策，可以发现劳动部的几项规章是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出台的，如劳动部《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第二十六条在解释前述引用的《劳动法》第二十六条时称：“本条中的‘客观情况’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第二十七条所列的客观情况。”《劳动部关于企业实施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履行劳动合同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8]34号）也规定：在企业实施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过程中，与职工经协商确实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按照《劳动法》第二十六条（三）项的规定办理。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改制时企业要想解除劳动关系应当首先履行协商一致的程序，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4条：“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他们认为，《劳动法》二十六条是具有严格限制性解释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并不必然导致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只有在客观情况的变化足以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且经协商不能变更的情况下才能解除。但在实践中大多数企业改制不足以 “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因此，实际上改制中可能适用《劳动法》二十六条解除劳动合同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要解除劳动关系，还是要经双方协商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法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如《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第37条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用人单位发生分立或合并后，分立或合并后的用人单位可依据其实际情况与原用人单位的劳动者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变更、解除或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再如《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24条规定：”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另又约定的，从其约定。”
窥其一斑，以上的分歧反映出人们对“改制如何处理劳动关系”这一课题认识的混乱，对企业到底应该实行何种改制模式存在不同看法。
（三）操作方法不规范
法规政策不完善，思想认识又不统一，必然引发实践操作的混乱。
如在劳动关系的处理上，有的地方和企业采取全部解除原劳动合同，再根据实际情况订立新合同的“一刀切”的方法；有的则采取全部由新企业承接下来，再根据实际情况作逐一调整的模式；还有的区别对待，对部分职工变更原劳动合同，对其余职工则一次性解除全部推向社会。即使采用变更合同的方式，有的企业也出现了以改制为由，不经协商就随意变更员工合同的情况；或者在变更时采用各种手段，逼迫员工接受劳动合同变更。这些违反《劳动法》规定、侵害员工劳动权益的做法，往往会因为涉及较多的同类人员，而引发集体劳动争议。
再如，解除合同后支付给职工的经济补偿，各地各企业的支付标准也是五花八门。在工资标准上，有的按解除劳动关系前的12个月平均工资为标准，有的以社会平均工资为标准，有的干脆给个绝对数，每人一千或二千元。在补偿数量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差距。有的“最多不超过12个月的工资”；有的为月平均工资乘以累积工龄，不封顶；还有的按企业净资产人均占有情况，分档次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然后由有关部门把关，职工符合哪档按哪档发。
如此不协调、不规范的情况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实践中经常出现同样的案件，得出不同结果的尴尬，这无疑是对法治权威和公平正义的最大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信息畅通的现代社会，改制处理劳动关系方式和结果的巨大悬殊，必然引起各类“转换身份” 职工和企业的争议，带来职工在企业改制、产业调整、分流减员中的心理失衡。企业改制的目的是生产资料的优化配置、生产力的提高，但前提必须是保证社会稳定；如果改制中的操作不协调、不规范，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害无益。因此，寻求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统一的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模式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规范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处理工作的建议
（一）统一立法
法律法规是处理改制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的准绳。有关改制的法律法规存在着的缺位、错位现象直接导致了改制的依据层次低、水平低的弊端，更难以避免相互冲突、互不协调的不合理的局面。因此，要规范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处理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劳动关系的继受、变更、解除、续签或重签作出明确而合理的法律规定。要提高相关立法的层次，变多头立法为统一立法，变部门立法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修改现行的《劳动法》，增加有关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另行制定《劳动合同法》，在其中的劳动合同变更和解除章节中列入改制的情形；作为过渡措施，还可以由国务院颁布类似的《劳动合同条例》，统一规范包括改制在内的劳动合同订立、变更、终止及解除的情形。总之，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不统一、相互矛盾的现状应当得到改变。
（二）统一认识
由于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对改制处理劳动关系的模式仍然存在着争议，因此在统一立法前应当对争议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以统一认识。如前所述，最主要的争论在于企业能否在改制时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不能这样操作，而应当通过与劳动者协商达到变更或解除劳动关系的目的。理由有二：
第一、改制所导致的情势变更往往不足以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因此不能适用《劳动法》第26条由企业单方解除合同。我们知道，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 可见，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是构成劳动关系的两大要素，只有这两大要素发生了变化，才会导致劳动关系的变动。对于《劳动法》第26条的立法本意来说，其所称的能够造成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显然是指构成劳动关系的生产资料的重大变化。比如生产资料存在的空间和形式的重大变化（企业的生产场所远距离迁移），或者是生产资料的物质更替（企业转产等），导致劳动者客观上难以提供劳动或者劳动者原来的工作岗位消失，进而影响到劳动过程的继续进行。这种“变化”的发生，才会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如果变更履行无法达成，法律规定该劳动关系可以单方解除。反之，即使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收益有所不同，但只要具体的生产资料没有改变，劳动关系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显而易见，大多数企业的改制并不符合上述的要求。因此，并不是企业任何形式的变动都可以拿来充当“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令箭。
第二，如果允许改制的情形适用《劳动法》第26条，容易引发企业的道德风险。由于企业和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悬殊的强弱对比状态，改制的主动权又掌握的企业的手中，假如授予企业上述特权，那么很容易被企业利用来当作一把随意裁员以逃避法定责任的利器。即企业可以动辄以“改制”、“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口实单方解除劳动关系。这种在现实中已经频频发生的现象显然有违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本意，更不会被现代法治国家所容忍。反之亦然，如果允许改制的情形适用《劳动法》第26条，有可能出现有的职工借单位改制之机主动要求单位解除原劳动合同，以此达到获得经济补偿的目的。所以，将“改制”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中排除，同样可以避免这一道德风险的发生。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改制时劳动关系的变动应当采取双方协商一致的方式，那么协商的过程又如何规范呢？笔者以为，双方协商有以下四种可能：（一）协商变更主体，达成一致，对原劳动合同的内容也无异议，原合同由新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即《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4条所述的第一种情况——“用人单位合并、分立的，劳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用人单位继续履行”；（二）协商变更主体一致，双方对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的内容有分歧，协商后未达成一致，由新单位按原合同的内容继续履行。即《条例》第23条——“变更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劳动合同应当继续”；（三）协商变更主体达成一致，对合同条款变更虽有不同意见，但经协商后达成一致，新合同由新单位履行，即《条例》第24条第二句所述的第一情况——“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变更”；（四）双方协商变更主体未达成一致，由于改制的进行，退回原来的状态已无可能，接下来进入双方协商解除阶段，最终协商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即《条例》24条第二句所述的第二种情况——“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