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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督教婚姻观念对西方世界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独身和结婚的态度上，基督教认为应该结婚，但是在后期也不反对独身；基督教早期将婚姻视为圣事；基督教曾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淫乱；基督教推动了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同时在婚姻的缔结、婚姻的接触、生育制度、性观念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婚姻观念；婚姻制度；影响

一、导言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已经随着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以中国为例，虽然中国人的宗教性不是很强，但是基督教的教堂还是随处可见，信众甚多。基督教对世界的影响一言难尽，广泛地影响到了政治、伦理、婚姻等诸多领域。基督教对人们的婚姻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蕴含的宗教精神，对婚姻的缔结、婚姻仪式、婚姻生活、性观念、生育制度等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就基督教对西方婚姻制度的影响展开一些论述，从中发现基督教与西方婚姻制度的密切联系。

二、基督教对婚姻的立场
基督教首先影响到的是人的观念，即从思想的角度进一步影响到人的行为。基督教是一神教，强调上帝是宇宙中唯一的神，其他所谓的神都是虚假的，不足为信。这就要求人们对上帝保持虔诚，并且通过教会这一组织以及圣经这一经典、唱经这一形式，来维持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对婚姻的立场主要包括婚姻的态度、婚姻的目的以及一夫一妻制观念，本文在此针对基督教对婚姻的立场展开阐述，从观念的角度，对基督教婚姻思想展开深入的剖析。
（一）对“保持独身”和“结婚”的态度
基督教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是庄严的、是婚姻当事人永远的约定。伊甸园是礼堂，上帝是主礼人，亚当与夏娃结为一夫一妻，这正是基督教婚姻的根据。因此婚姻的含义不仅是指男女双方结合成为合法的夫妻，更是一件崇高和神圣的事情。” 因此，基督教认为婚姻是必须要缔结的，缔结婚姻本身也是对上帝的虔诚，《创世纪》2：24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在新约中也说：“你们与其受身体欲望的煎熬，还不如结婚为妙。”所以，在基督教观念看来，上帝造出了人，就是需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这样的观念是必要的，虽然与婚姻相伴随着会产生很多义务，例如，抚养子女的义务、扶养对方的义务等等，但是这些义务对于维系社会的发展，传承社会的文明是必要的，这样的观念可以避免人们大量地单身，造成社会人口结构的失衡。因此，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观念与我们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一些热衷于宗教事业的人们，为了一心为主传播福音，拯救世人，一直痛苦于到底是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是因为，一方面，基督教是希望人们结婚的，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没有反对独身，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教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事实上也无法照顾到家庭和伴侣，因此很多人都选择了独身。直至今日，我们还会看到很多教士是独身的。圣保罗宗徒见了这种情况，知道了这些传教士的苦闷，于是劝慰他们，传播福音和缔结家庭其实并不矛盾。这一劝诫也就成了传教士结婚的理由和依据。不过，圣保罗宗徒同时也指出：“如果你有足够的神恩，不结婚更好。”因此，也有一些传教士保持独身，认为自己为了上帝的事业奉献了一切，认为守独身并不是一个牺牲，乃是神的恩赐。
可见，基督教的经典教义是要求人们结婚的，这一点显然与佛教存在区别。佛教的修行者和尚是不结婚的，认为结婚就是淫乱，和尚不应该近女色，否则会破坏修行。显然，佛教修行者的这一理念只能在小范围内存在，因为这在根本上是反人性的。基督教的教义相对就比较宽容，原则上人们应该结婚，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选择独身，问题似乎也不大。
（二）对“结婚圣事论”的态度
基督教的圣事一共有七件，分别是：圣洗、坚振、圣体、忏悔、婚配、圣秩、傅油，婚姻也名列其中。基督教将婚配列为圣事之一，赋予其宗教内涵，使其成为宗教礼仪的一部分，这体现了基督教对婚姻的控制。“婚姻也因此成为教会事务，基督教会作为世俗社会婚姻唯一法律裁决机构的地位开始确立。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整个婚姻生活都要受控于教会。” 结婚圣事论就是说，婚姻是神圣的，一切与婚姻有关的生活内容，都必须与基督教的教义相吻合，使其具备圣事的外表和内在，例如婚姻的缔结、婚姻的目的等，都必须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所以，结婚圣事论在早期是受到推广和承认的，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观念依然存在。
不过，世界上任何宗教的教义都处在不断地被诠释的过程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概莫能外。在人们诠释教义的过程中，都会形成新老教派，一般一者比较激进，一者比较保守，如新教之于天主教，什叶派之于逊尼派，等等。基督教在历史发展中也处在不断的变革和运动中，中世纪晚期还出现了宗教改革，婚姻的世俗化和现代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在1525年的时候，结婚甚至成了人们献身宗教改革的标志，在《教会的巴比伦之囚6∶1》（1520年）中，马丁•路德强烈驳斥教会视婚姻为圣事的观点，他说：“将婚姻作为圣事不仅毫无《圣经》上的依据，而且正是这种赞扬婚姻的教义把婚姻变成了一场闹剧。” 那时候的新教观念反对教会的婚姻圣事论、反对教会为婚姻缔结所规定的形式和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婚姻的世俗化进程，使婚姻的控制权从教会转移到人们自己手中，其结果是婚姻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同时也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夫妻感情得到认可，婚姻不再只是帮助人类繁衍的简单工具，不再是对上帝效忠的形式，也不再只是人类解决性欲的解药，婚姻还成了人们幸福的精神乐园。
由此可见，结婚圣事论从一个不可撼动的理论，最后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为人们所抛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宗教本身发生了变化，人们赋予了宗教新的含义。
（三）对结婚目的的探讨
婚姻的目的在基督教婚姻观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基督教认为，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使人得伴侣；2、养育下一代；3、培育敬虔的后裔；4、防止淫乱；5、使身心得满足。其中，教会认为婚姻主要有两大目的：防恶和生育。根据《旧约全书》，婚姻是由神创立的，在原罪以前就存在，原因是神觉得“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基督教认为，神创立婚姻的目的是要女人帮助男人，但没有清楚地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帮助。保罗认为“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由此基督教强烈地表现出了将婚姻当作防止淫乱的工具。这是因为，基督教认为如果人在两性方面淫乱的话，就难以确保其对上帝的忠诚。
前文指出过，基督教观念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中的，虽然《圣经》千百年来没有变，但是圣经的教义在历史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这就犹如法律条文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被法官不断解释一样。在宗教改革时期，婚姻用来防恶的观念依旧存在，婚姻仍然被认为是防止淫乱的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已经明显体现出了对夫妻情感的重视。宗教改革的先行者马丁路德在论述婚姻的益处时，谈到婚姻生活给人带来的喜悦、爱和乐趣，同时马丁路德也承认婚姻生育和防恶的目的。可见，那时候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处在了一个变革时期，传统的基督教婚姻目的观已经逐渐受到了挑战和动摇，婚姻中的情感、幸福、愉快等因素受到了重视，以至于人们逐渐发现婚姻真正的核心是爱，婚姻是一种情感关系，而不是性关系。这一理念的出现，反映了人的意识在觉醒。
（四）基督教对西方 “一夫一妻”制的推动作用
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重要的婚姻形式，是指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婚配，反对一个丈夫和多个女子婚配，当然也反对一个女子和多个男子婚配。 基督教婚姻观的核心是：，基督教的婚姻观主要是：（1）以一夫一妻为正当；（2）根据上帝意旨的配合；（3）无故离婚，等于犯淫；（4）夫妻是二人合一的爱情；（5）丈夫是妻子的保护者和指导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只承认一夫一妻的婚姻，除此之外会被认为是淫乱，这在中世纪的时候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基督教的这些精神可以说是对古罗马时期淫乱社会风气的纠正。
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及其观念与基督教的经典《圣经》有关，在圣经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中，他们之间的婚配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一点可以和中国比较，我国古代实行的在名义上也是一夫一妻制，但是事实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基督教世界中则不允许有妾的存在，一些不甚笃信基督教的人们只能通过寻找情人的方式，来解决婚姻中的苦闷与不满足。
因此，基督教对一夫一妻制的推动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夫一妻制是在基督教的推动下，才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建立的。

三、基督教的婚姻观对结婚和离婚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的婚姻观是一种内在的观念，但是基督教的婚姻观极大地影响了婚姻的形式，对婚姻的缔结的形式、婚礼的规定、离婚制度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阐述基督教对西方婚姻制度的影响，有必要继续从这些方面展开探讨。
（一）基督教对婚姻缔结形式的规定
对婚姻的缔结《旧约全书》明确规定了禁婚范围。男子不能与以下女子结婚：父亲、伯叔、弟兄、儿子之妻；父母、妻子的姐妹（外）孙女、继女、继（外）孙女。 这只禁止两代以内的血亲婚配和姻亲婚配，并没有禁止表亲婚配和堂亲婚配。这是基督教婚姻的禁婚条件或者说是消极条件。除此之外，婚姻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婚姻要征得父母同意的思想在伊拉斯谟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在对话录《求爱者和少女》少女拒绝当场答应求婚，因为一答应婚姻就会确定下来，但她认为经过父母同意的婚姻会更幸福，而且在古代婚姻都是要经父母同意，所以她要求求爱者去取得双方父母的同意。 这一对话录就是当时婚姻缔结形式的反应。
不过基督教婚姻也随着宗教改革思想的冲击而在婚姻缔结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加尔文宗教改革派的结婚缔结条件在1561年《日内瓦结婚、离婚法令》中有所体现，该法令说：“初婚且父亲健在的年青人，在他们达到法定年龄（男子24岁、女子20岁）之前，不能自行订立婚约。如果他们过了法定年龄，要求父亲同意他们的婚事而被拒绝，那么他们可以不经同意就结婚。……如果子女未经父母同意就结婚但已达到允许的年龄，其婚姻应被承认；父亲必须像他同意此婚事一样提供嫁妆或财礼，或者同意相关的法律条款。”同样地，我们也看到，在基督教婚姻的缔结形式方面，也随着宗教改革而有所松动，其结果是结婚显得更加自由，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
（二）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婚礼制度的规定
结婚的礼仪问题《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据说耶稣非常重视这个礼节，并曾在加利利迦拿赴婚姻的筵席时，因为婚姻筵席酒用尽了，耶稣在那里还行了第一个“水变酒”的神迹，可见婚姻的尊贵。使徒圣保罗也曾说婚姻是为人人所尊贵的，断不可苟且轻忽，必须诚敬端庄，节制行事。
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婚礼较为复杂，这是因为婚姻被认为是七大圣事之一，受到教会的掌控。虽然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不受基督教教会的严格控制，但是在婚礼上，一般还是按照基督教的婚礼程序进行的。在中国，即使不信基督教的人们，也热衷于在办西式婚礼，这种西式婚礼，其实就是基督教婚姻的仪式，只不过稍有变化，例如，主持婚礼的不一定是牧师了，而是一般的司仪。
从当今基督教婚礼的程序中，我们可以一窥基督教婚礼的宗教性质。基督教婚礼的详细程序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婚礼行列，新郎新娘进入礼堂。通常先由招待引导新娘的母亲进入会场，并由招待通知牧师婚礼已经可以开始进行了。当新郎新娘及男女傧相进入会场后，可以面向会众也可以面向圣坛。另外，在比较小的教会，有时候会安排双方家属坐在诗班的位子，这时候，新郎新娘最好选择面对圣坛。一般而言，大多数的新郎娘选择面对圣坛。
其次，婚礼的宣召及祷告。由牧师宣告婚礼开始，宣告完毕，祷告祈求上帝赐福今日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中，新郎新娘愿意在神、在人面前表明他们愿意共结连理的心愿。婚礼的祷词如下：“让我们低头祷告，全能永在的上帝，在我们的行动存活都在乎你。求你赐下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不让私欲拦阻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也不让软弱拦阻我们顺从你的旨意，如此，我们才能借着耶稣基督，在你的光中看见光明，在你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求你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按照你信实赐福我们今日的聚集，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再次，点燃蜡烛。蜡烛与蜡烛台是由新人准备的。三根蜡烛，通常是白色的，也可以选择别的颜色。三根蜡烛摆在这一对新人面前。中间那根蜡烛称为“婚姻之烛”或“合一之烛”，这根蜡烛比旁边两根“家庭之烛”大些。如果，蜡烛是在婚礼开始时才带进来的，那么要先摆好中间的蜡烛，只有带旁边的两根家庭之烛进来。
最后，诵读经文和婚约问答。诵读经文是指读几段圣经的篇章，婚约问答是婚礼中几个关键程序之一，通常这样的问答也被视为是婚姻誓约或承诺的一部份。这一幕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
基督教的婚礼一般均按照上述程序进行，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一般稍作改动，以符合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从基督教的婚礼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婚礼的宗教色彩、宗教气息较为浓厚。而我国的传统婚礼则几乎没有宗教色彩，那是因为我国传统婚礼的程序在西周就已经初步成型，那是我国人民还没有信仰宗教。
（三）基督教的婚姻观对离婚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从来没有说夫妻不准离婚，相反地，一些先知还表达过可以离婚后再次结婚的观点。在“摩西十戒”中，摩西从来没有提及不许离婚的戒条，相反摩西还明确允许离婚和寡妇再嫁。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这倒和我国古代的休妻制度类似，同样反映了男人的主导性。
奇怪的是，基督教的一些先知也说过与摩西所言相反的话，例如先知玛拉基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厌恶的。” 《新约•马可福音》也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说明古代希伯来人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这两位先知的影响，造成了在基督教世界中，离婚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人都不会随便离婚，离婚还是会受到观念上的限制。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们对婚姻的认识有了更深的认识，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固定性关系，也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心情的愉悦和生活的幸福。婚姻目的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离婚条件的变化，马丁•路德在教会规定的离婚条件的基础上增加了另外两个： 一方拒绝履行婚姻义务（指夫妻性生活）；双方因其他原因不能相处，但这种情况的离婚双方不能与他人再婚，只能两人和好复婚。不过相比而言，马丁路德的思想还是较为保守的，在离婚观念上，更为激进的马丁•巴克认为，当夫妻之间相互的爱消失,夫妻之间也不再有交流时，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已不存在。约翰•弥尔顿主张一时不幸福的夫妻不仅应该离婚，而且离婚对于他们还是一项道德义务。因为继续不幸的婚姻违背了婚姻自身的目的；还可能由于不幸的人在别处寻找安慰而导致通奸；还可能使人丧失对上帝的信仰。
当今的西方世界对于离婚的条件是相当宽松的，不过也深受基督教离婚观念的影响。例如，英国的离婚制度主要规定在1973年《婚姻诉讼法》（the Matrimonial Causes Act，MCA1973），该法对离婚理由的规定有5个，分别是：通奸且无法忍受、某些行为（这些行为导致对方无法与其生活）、遗弃、分居两年且同意、分居达五年之久。 可见，当今西方世界对于离婚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首先只要双方同意即可离婚，而不问理由；其次，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也可以离婚。

四、基督教的婚姻观对性和生育制度的影响
基督教的婚姻观对性和生育制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继续对这两部分的内容进行一些阐述，以进一步发掘基督教的婚姻家庭观念。
（一）基督教对性观念的影响
性在基督教中被认为是生育的途径，并且性关系因该被局限在婚姻范围内，超越婚姻范围的性关系就是一种淫乱，是可耻的。不过事实上，这一理念对那些王公贵族的影响有限，因为欧洲中世纪的人们特别是在文艺复兴前后，人们以拥有情人为荣。
基督教中的性观念还表现在强烈地反对婚前性行为，基督教的经文如撒下十三12-15、箴五1-19、林前六13-20、弗五1-11都反对婚前性行为，认为婚前及婚外的性关系均属污秽、不洁、不该的罪；罗十三14、林前六13、加五16、西三17、提前四12、提后二22、雅一15、约壹二还特别指出，已婚、单身的男女在性关系方面都要小心谨慎，应保持纯真圣洁。这些经文都体现了基督教在性方面的保守。不过时至今日，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使人们的性观念也极为开放，“性解放”运动就是从西方世界中产生的。不过，基督教保守的性观念在今天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二）基督教对生育制度的影响




漏罪与新罪、再犯与累犯

── 对一起多次盗窃案的评析

〔案情〕：被告人贺某1999年2至6月期间伙同他人两次盗窃失主的摩托车，共计价值为9140元，由于当时公安机关破案时，贺某漏网，故一直批捕在逃。2001年3月贺某因实施另一起盗窃被异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后，于同年12月纠集李某又盗窃一辆价值3200元的摩托车后，在邻县被追寻的失主找到，贺某弃车而逃，同伙李某被扭送公安机关。2003年4月贺某被抓捕归案。
〔处理意见〕：??被告人贺某四次盗窃，只有第三次盗窃已经刑事处理。对其第一、二次和最后一次应该如何处理，形成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将一、二、四次盗窃数额累计后并适用累犯条款以盗窃罪定罪量刑。第二种意见认为，对被告人贺某应分别定罪量刑，且第四次盗窃符合累犯条件，对这一次应从重处罚，然后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思路、提法均有不妥。
〔评析〕：1、行为人数次实施盗窃犯罪行为，且每次盗窃均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定罪处罚时，不管属连续犯罪还是同种数罪，司法实务中历来按一罪处理，犯罪数额累计后 以总额量刑。对盗窃来说，有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四次盗窃中其中第三次盗窃已被司法机关处理过，且已服刑完毕，而贺某的最后一次(第四次)盗窃前不久，其刚刚刑满释放，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累犯的规定，贺某第三次盗窃被判有期徒刑，其主刑执行完毕后仅六个月又实施故意犯罪的，只要该故意犯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就是累犯，应从重处罚。虽然刑法第65条中“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从字面上看与刑法72条以及该65条中关于前罪的量刑指的是宣告刑的描述相比较，多了“应当”两字，似乎可以理解为法定刑，即只要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就符合第65条关于后罪的条件。但这样理解，势必会扩大打击面，会把未遂犯、中止犯、预备犯甚至胁从犯纳入适用累犯的范围，从而不适当地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因此，刑法第65条“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指的应是宣告刑。贺某最后一次盗窃既遂，数额较大，又系主犯，且无从轻、减轻情节，依法至少应当判处几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前罪与后罪均为故意犯罪，间隔时间未超过五年，故仅就贺某的第四次盗窃来说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对这一起应按累犯处理。对第一、二次盗窃来说，相对于第三次是漏罪，对第四次盗窃来说，相对于第三次是累犯也是再犯，而并不是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新犯的罪”。第一、二、四次盗窃应为同种数罪。
2、被告人贺某先后几次实施盗窃。虽然均出于同一犯罪故 意而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同一罪名，但并非在一个总的犯罪意图下作案，而是临时起意，实施盗窃。其行为构成同种数罪，不属连续犯罪。对连续盗窃犯罪，司法解释规定不管每次行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只要发生在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一年内，均应同每次盗窃单独构成犯罪一样，累计后套用有关数额标准来定罪量刑。而对于同种数罪的处罚，一般以一罪从重处罚，不适用并罚原则。但如将贺某第一、二次盗窃数额与第四次累计后处罚，势必因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10000元而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档内量刑，再加上第四次盗窃构成累犯的情节，如再在该法定刑档内从重处罚，势必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这样实际上就对被告人的同一事实和同一情节进行了重复评价，有违“一事不再罚”之嫌。况且也不便于量刑时实际操作，累犯情节只在最后一起盗窃3200元的财物中存在，应当说无溯及力，而第一、二起盗窃不存在累犯情节。再者，盗窃数额累计后本身已上升于较高一档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已经从重处罚，如再从重，只能在这一档内从重。而在不同的刑档内从重，差别是很大的。
3、数罪并罚亦无法律依据。数罪并罚是指刑为人触犯不同的罪名后，分别定罪量刑，合并执行的刑罚方式。除第69条规定的典型意义的数罪并罚处，还包括刑法第70条、71条、77条和85条规定的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或缓刑、假释考验期内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与正在执行的判决依照第69 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这是数罪并罚的另一种法定情形。贺某四次犯罪均为盗窃，其只触犯盗窃一个罪名，不存在数罪并罚的前提条件。且第三次盗窃被判处的刑罚已执行完毕，而第一、二次盗窃和最后一次盗窃亦不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这一特定时间段内，故不存在“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
4、笔者曾认为，对本案被告人贺某的第一、二、四次盗窃可先分段进行量刑，即将第一、二次盗窃和第四次盗窃先分别量刑后，然后再把两次判决决定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因为：
第一、如把第一、二、四次盗窃合并处理，因其均为盗窃，势必要以“估堆”的办法量刑，这样容易产生各种量刑上的偏差，该从轻的没有轻判，该从重的没有重判。而分别量刑可以使整个裁判过程更加公正，透明，过滤一些不当的量刑因素，从而做出较为科学的判决，符合量刑的任务要求。
第二、对本案这种情况，虽然刑法无明文规定如何处理，但从其他一些条文中亦可反映出遇到类似本案这种情况应如何适用法律进行量刑的原则。刑法第69条对数罪并罚的规定，针对的是不同罪名的数罪，即一人犯数罪如何进行并罚，显然与本案不符。而刑法第70条和71条以及第77条、第86条规定的数罪并罚，虽然只针对特定时间段内“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作出判决后，如何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 刑罚，与本案亦不相同，但这种情形下的数罪并罚并未限制“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必须与正在执行的刑罚是同一种类的罪，实际上是指一切可能会犯的罪名，当然包括同一种罪名的犯罪。这里至少可以说明，特定条件下对先后几次均为同一种犯罪的行为，可以分别量刑判处刑罚，之后再决定最终执行的总的刑罚。再看刑法第77条关于在缓刑考验期内这一特定期间内新犯的罪或新发现的罪(当然也包括相同罪名的犯罪)，单独作出判决后，连同原先的判决，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刑法在这里未明确为数罪并罚，与第86条关于假释考验期内类似情况的规定稍有不同，后者明确规定为依照本法第71、70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故刑法第77条中的“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该仅仅是指在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这一个量刑环节时，按照69条数罪并罚在决定最后的总刑罚时的计算原则来决定被告人最终要执行的刑罚，并不拘泥于是否属于数罪并罚之性质。因为刑法第69条已经明确限定为“一人犯数罪”，而77条中的“新犯的罪”或“新发现的罪”或许还就是同一个罪名，即“一人数次犯同种类罪”。如非要以“数罪”为前提，难道遇到缓刑考验期内又犯同样罪名的新罪的情况，便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从下手，放纵犯罪吗?不能。可见，对同一被告人数次实施同一种犯罪，特定情形下分别做出量刑后，借用合并处罚中的刑期计算方法一并决定最终要执行的刑罚，是可行的,符合法理和刑法量刑的原则，也便于被告人服刑时执行机关的??实际操作。
5、如前所述，理论上对本案被告人三次盗窃可以分别作出判决后，再依照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中合并 处罚的计算方法，决定对被告人最后要执行的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操作的障碍，即如何制作裁判文书如何引用实体法条文的问题。由于是同种类的数罪，不能引用刑法第69条。还由于不是特定时间段内而是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新发现的漏罪”和“新犯的罪”，亦不能引用刑法第70条、71条、77条、86条。在法律暂无明文规定，以及新的司法解释作出前，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处理本案。即，将贺某第一、二次以及第四次盗窃以同种数罪作一罪处理，该三起盗窃的数额累计后量刑。最后一起盗窃虽构成累犯，但可不再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因为，将贺某第四次的盗窃数额3200元与第一、二次的9140元一经累加，便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依法便应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客观上已经体现了刑法对多次犯罪，屡教不改者从重处罚的精神，无需再机械地适用累犯条款，且很难操作。但如贺某构成累犯的第四次盗窃数额与前几次累计后，总额仍在同一法定刑档标准内，即仍在数额较大范围内，此时则应考虑累犯情节，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一刑档内从重处罚。这样解决问题，符合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比较切实可行。  行文至此，又查阅到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85]法(研)发18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中指出，“如果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该条解释，既不与现行法律抵触，亦未被新的司法解释取代，应仍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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