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社会保险费征缴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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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


（2004年6月2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6月30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定》（2001年市人民政府令第45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和区、县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建设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

（二）监督检查从事与工程建设活动有关各方的安全责任行为；

（三）监督检查因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损害及影响环境保护等采取的防护措施；

（四）监督检查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强制性标准；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监督管理所需费用由财政支出。”

二、将第八条修改为：“工程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三、将第九条修改为：“建设工程实行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备案制度。建设单位确定施工单位后，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未提供安全施工措施资料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包括：

（一）建设工程相关各方履行安全责任的书面承诺；

（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及建设单位提供所需费用的书面承诺；

（三）对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地下工程保护措施的书面承诺。

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等级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施工。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施工企业，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四、将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中“安全施工资格证书”、“办理施工安全监督手续”修改为：“安全生产许可证”和“提供安全施工措施资料”。

五、将第十四条修改为：“监理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的施工安全纳入监理范围，与工程质量、工期和投资控制同步组织实施，并对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六、将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修改为：“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施工安全教育培训，并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并持证上岗。”

七、在第二十一条后，增加一条：“第二十二条 依法进行施工安全评价的机构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安全评价资质条件，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结果负责。”

八、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在施工现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向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九、将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不得参加投标活动1个月至1年，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安全生产许可证而承揽建设工程施工的；

（二）对建设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

（三）未按期报请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的；

（四）违反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标准的；

（五）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

十、在第四十五条后，增加一条：“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条款序号和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定（2004年修正本）

（2001年10月16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2004年6月30日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的决定》修订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环境质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施工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施工是指前款所列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活动。

第三条 市和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行政管理工作，并依法接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施工安全生产的指导和监督。

市和区、县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建设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

（二）监督检查从事与工程建设活动有关各方的安全责任行为；

（三）监督检查因工程施工可能造成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损害及影响环境保护等采取的防护措施；

（四）监督检查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强制性标准；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监督管理所需费用由财政支出。

第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第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应当采取先进、科学的安全施工技术，推广先进的安全防护设施，促进施工安全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管理，提高施工安全水平。

第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建设工程施工活动。

第七条 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施工安全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检查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章 安全责任

第八条 工程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第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备案制度。建设单位确定施工单位后，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未提供安全施工措施资料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安全施工措施资料包括：

（一）建设工程相关各方履行安全责任的书面承诺；

（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及建设单位提供所需费用的书面承诺；

（三）对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管线、地下工程保护措施的书面承诺。

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等级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施工。

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的施工企业，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第十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第十一条 拆除房屋及构筑物，建设单位或者拆迁人应当选择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对建设施工用地设置符合规定的实体围档。临近主干道和市容景观道路的建设施工用地的围档高度不得低于2.5米，其他路段的围档高度不得低于1.8米。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设计应当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保证建设工程的安全性能。

第十四条 监理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的施工安全纳入监理范围，与工程质量、工期和投资控制同步组织实施，并对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与施工现场相关的地下管线设施等资料，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施工单位应当对与施工现场相邻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市政、公用、电力、通讯等设施进行安全防护。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必须依法加强对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的管理，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建立健全施工安全保障体系，建立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实行施工安全岗位责任制。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本企业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的施工安全生产全面负责。

项目经理是本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安全全面负责。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全面负责。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对分包范围内的施工现场安全向总承包单位负责。

建设工程未实行施工总承包的，施工现场的安全由各施工单位分别负责，由建设单位统一协调。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施工安全教育培训，并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施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并持证上岗。

施工单位应当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经安全教育培训的人员不得进入施工岗位。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施工安全检查考核制度，定期组织全面检查或者专项检查，对存在的事故隐患应当及时整改。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必须为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负责支付保险费；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为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负责支付保险费。

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依法进行施工安全评价的机构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安全评价资质条件，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结果负责。

第三章 施工现场管理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后10日内，报请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监督检查，经检查不合格的，不得继续施工。

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配备与施工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技术人员。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设置专职安全技术人员。专职安全技术人员按照规定独立行使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建设工程特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对于下列施工作业必须单独编制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采取安全技术措施：

（一）基础施工和地下工程施工；

（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基坑支护以及模板工程；

（三）垂直运输机械设备、脚手架、架设机具的拆装和起重吊装作业；

（四）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拆除；

（五）其他危险作业。

第二十六条 施工现场的用电线路、用电设施的安装和使用应当符合安装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架设，严禁任意拉线接电。

第二十七条 施工现场的各类脚手架（含操作平台及模板支撑）应当采用符合规定的工具和器具，按专项安全施工组织设计搭设，并用绿色密目安全网封闭。

第二十八条 施工现场的孔、洞、口、沟、坎、井以及建筑物临边，应当设置围档、盖板和警示标志，夜间应当设置警示灯。

第二十九条 施工现场的入口处应当设置工程平面布置图和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及监督电话牌、安全生产牌、消防保卫牌、文明施工管理制度牌，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条 施工现场内的地坪应当平整、硬化，道路应当坚实畅通。施工现场入口处应当设置长度不少于30米的混凝土路面和冲洗车辆污泥的设备。

施工现场应当保持排水系统畅通，不得随意排放。

施工现场各种设施和材料的存放应当符合安全卫生和施工总平面图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 施工现场起重吊装作业应当设置专业指挥人员，并禁止在起重物下作业。

第三十二条 在施工现场安装、拆卸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施工单位应当自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向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为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提供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具、用品。

第三十四条 施工单位和施工现场应当采购、使用具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的产品，并建立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备的采购、使用、检查、维修、保养的责任制。

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施工单位或者施工现场使用的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备进行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或者技术指标和安全性能不能满足施工安全需要的产品，应当责令施工单位立即停止使用并清除出施工现场。

第三十五条 拆除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应当指定专人指挥，拆除现场的周围应当设置围栏，对危险区域或者危险部位的拆除应当设专人监护。

第三十六条 施工现场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消防安全规定，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设置符合消防要求的设施，严格明火作业管理。

第三十七条 施工单位的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安全生产规定，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作业人员对危及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的行为，有权拒绝并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三十八条 施工现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施工现场发生重伤和死亡事故的，施工单位应当保护事故现场，绘制现场简图，作出书面记录，并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建设工程施工伤亡事故的调查和处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做好施工安全记录，建立安全资料档案。安全技术资料应当设专人管理，做到及时、完整归档。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设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由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采取混凝土硬地坪、出入口混凝土硬化、立面封闭处理等文明施工措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应当在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单列，不得将其作为招标投标竞价条件。

第四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做好施工现场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四十二条 施工现场的生活区与施工区、加工区应当分离。

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必要的生活设施，并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要求。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其中，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

依法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四十四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选择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单位施工的；

（二）确定施工单位后未提供安全施工措施资料的；

（三）在开工前未对建设施工用地设置符合规定实体围档的；

（四）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未委托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单位不向施工单位支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第四十五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不得参加投标活动1个月至1年，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安全生产许可证而承揽建设工程施工的；

（二）对建设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

（三）未按期报请建设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的；

（四）违反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标准的；

（五）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死亡的。

第四十六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发生施工伤亡事故后隐瞒不报或者谎报、破坏事故现场、拒绝接受调查的，责令停工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施工安全资格证书并降低资质等级。

第四十七条 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施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二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或者改正不合格的，责令停工，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五十条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对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

杜鹃 王琼书

2003年12月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没有象2002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时给医疗行业带来直接而强烈的震撼，但是对于《解释》是否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存在不同的声音，形成不同的医疗诉讼选择。赞成者认为它规范了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确保患者的损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补偿；反对者认为，如果该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条例》将在司法审判中将被架空，而且会出现是事故赔偿少，不是事故多赔偿的滑稽悖论[1]，而且会兴起第三轮医疗诉讼高峰。作者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结合医疗管理和司法实践，分析《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的弊端，作者认为该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
一、医疗纠纷诉讼的分类及法律适用的困惑和争议
按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医疗纠纷诉讼分成两类，即医疗事故侵权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和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事故以外其他原因发生而引起医疗纠纷赔偿案件，前者致害的原因以构成医疗事故为前提，而后者致害原因是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过失行为。对其法律适用，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很明显，《条例》只对医疗事故有处分权，对于非医疗事故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条例》不具有约束力。关于什么是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目前尚无定论，但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不论什么性质的侵权行为，只要损害了公民的生民、健康，就应当给予经济赔偿”,“《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问题，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处理”，“对于《条例》第49条第2款（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应理解成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能按照《条例》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规定并没有免去其按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的侵权民事赔偿责任。”[2]。目前两种纠纷，以后者居多，如果患方以人身损害侵权为由提起诉讼，法院即可适用此司法解释。这样的结果是患方不在以医疗事故提起诉讼，而是以医疗过失责任为由提起诉讼。
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赔偿上的差异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认为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进一步规范和统一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尤其是为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提供了规范性的依据。该《解释》的出台，规范了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确保了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从而保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3]。
医疗事故赔偿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人身伤害赔偿。《解释》与《条例》相比，前者在赔偿方面提高了标准，延长了赔偿期限，增加了抽象损失赔偿项目，按《解释》获得的赔偿与按《条例》相比，最起码也是翻倍的。以患者死亡为例，健康报登载案例分析，2003年某18岁患者在北京某医院死亡，鉴定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按《条例》标准计算，除去医疗费，死者家属依法所得的其他赔偿总和不超过10万元，但是按照新司法解释，死者家属仅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赔偿金两项即可得31万余元[1]。其原因在于除去医疗费外，按《条例》第50条规定患方仅可以获得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五项赔偿；但是按《解释》第17条、第18条，第27-30条规定，患方可以获得丧葬费、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多项赔偿，而且多出死亡赔偿费；在赔偿人数上，《条例》限制在2人，而《解释》没有限制，《解释》赔偿金额远高于《条例》规定。以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三项进行具体分析，丧葬费，《条例》规定按事故发生地丧葬费补助标准进行，一般是3000元左右，而《解释》规定“丧葬费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其金额在6000-8000元左右；《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而《解释》有，以北京市为例，全额死亡赔偿费为207000元[4]；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条例》规定按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六年，采取“定型化赔偿”，如北京200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77.8元，在北京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为69466.8元，而《解释》规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采取不确定标准方法，全额索赔金额远高于前者。
三、《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导致的医疗危机
如果人民法院受理医疗纠纷诉讼，并以《解释》审判赔偿为依据，对于中国整个医疗行业而言，不啻是毁灭性的冲击。医疗举证责任倒置引发第一轮医疗诉讼高潮，举证倒置宗旨是保护在举证方面处于弱势的患者，平抑举证责任，它的直接后果是降低了患方的诉讼难度和诉讼成本，使医疗诉讼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导致医疗诉讼的迅猛增加。《条例》的出台，使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将既往的医疗差错归入医疗事故范畴，而且规定了患方享有复印病历资料的权利，而且与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相比，明显增加了医院赔偿的力度，尽管它规定了不构成医疗事故不赔偿的条款，但是其地位仅为行政法规的先天不足导致它在法院审理中并不作为审判依据，反而使患方更容易地获取《证据规定》规定患方必须提供的诉讼资料，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精神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诱发了第二轮医疗诉讼高峰。对于《解释》是否适用于医疗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特别的说明，虽然在2004年1月13日在北京卫生局举办的“医疗纠纷培训防范班“上，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表示该《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案件[1]，但是缺乏文件性支持。《解释》开篇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受到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就是司法现实中为何不少律师将医疗纠纷案件一直拖到今年五一以后再起诉的原因。
四、《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不适用于医疗诉讼的几点理由
1.医学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
医学是一门不够完善、不断发展、不断积累的经验科学，医疗行为的对象是患了某种疾病的自然人，疾病的客观存在已对患者身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就患者而言，在就诊前已处于高风险状态，这种风险并非医生施加于患者身上，而是事前已潜藏于患者体内[5]。而医疗行为具有高风险性，诊疗手段存在创伤性、药物具有毒副性、治疗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医疗对象体存在个体差异，同一治疗方法对同一疾病的不同个体可能出现不同结果。在目前情况下，医疗机构要证明医疗行为完全无过错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其一，医学具有一定局限性、经验性，对某些未知的疾病的诊疗、预后无法举证，其二，医疗行为具有时效性，对急危重症患者的紧急救治，时间短，风险大，要求证明紧急救治中所有行为的合理、必要、安全性，存在现实的困难；其三，我国缺少国家标准的诊疗护理常规，使医疗行为是否妥当缺少判断标准。如现行的《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是卫生部颁布的，只算行业规范；其四，患者因为个人因素，存在隐匿病史或故意歪曲病史，不配合治疗，必然造成漏诊、误诊、误治。如果片面以最终的疗效来判断医疗过程的成效，显然对医方是不公平的。如果《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将导致防御性医疗盛行。医生首先考虑避免过错的出现，如果治疗存在巨大的风险，医生宁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免高风险性治疗。既往只要有1%的希望，医生会用100%的努力来争取实施救治，但在现在，为了1%的希望，医生却要承担99%的被诉讼风险，使医生勇闯“治疗禁区”的积极性受到打击[6]，采取消极防御性医疗变得现实，医务人员可以采取合理的理由推卸责任。患者的生命和健康利益得不到最大保障，医学科学技术丧失了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重要动力。同时医生增加检查的内容、检查方法和检查成本。如常规胸部透视变成排胸片，对所有车祸患者，为排除颅脑损伤，即使未发现阳性体征，也要进行头颅CT检查。从客观上讲，它一方面增加了诊疗的严谨，周密和细致，排除遗漏；但另一方面，它增加了诊疗的成本，对患者、患者单位和国家的医疗资源都是一种消耗和浪费，是不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尽管这种高成本的消耗是不值得的，但它产生了医疗无过错所必需的客观物证。医学科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
2.我国医疗机构的性质决定了《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
当我们赞美我国用不到世界卫生费用的1%成功维护了世界22%人口的生命和健康时[7]，我们必须反思这1%和22%的关系，这是我国几百万医务人员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辛苦付出。在我国，医疗活动具有被强制性，医疗行业尚未充分纳入市场经济范畴，仍是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大多数医院是非赢利的公益行业，具有被“强制缔约”性，只有被患者选择的权利，没有选择患者的权利。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危急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这是法律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强加于医疗机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致做法，它意味着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原因，只要患了急危重症，只要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无论有钱与否，任何医院都必须接诊，医务人员必须无条件抢救，这是一种不对等、不对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且在我国卫生急救缺乏民政和慈善支持，对于无钱的危急重症患者，医疗机构对其进行的救治基本上无偿，免费的，体现出公益性，以作者单位为例，每年无法收回的此类医疗费用以百万计算。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及权利和义务不对等、不对称性决定了《解释》不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
3.如果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将导致我国现行医疗机构体制解体
绝大多数医疗机构的公立性决定了它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如果用《解释》来处理医疗纠纷，最终出现医疗行业的消失。原因有三，其一，如果《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其必然结果的将原本已经极低的医疗诉讼门槛彻底取消，医疗诉讼将成为第一民事诉讼，使原本已十分紧张的医患关系更加尖锐。如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326所医院调查显示，发生纠纷后，73.5%的病人及其家属曾发生扰乱医院工作秩序的过激行为，其中43.38%发展成打砸医院，对医院设施直接造成破坏的有35.58%，导致医务人员受伤的有34.46%，而且索赔金额有逐年高攀趋势，平均每所医院21万元，326所医院累计总额为6000多万元[8]，亦有报道在我国涉及医疗赔偿额高达42亿元。如果《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几乎每一个外科病人、每一个死亡病员家属都可以因身体受损或脏器切除或亲属死亡起诉医院，医院治疗越多，赔偿越多。“要想富，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将成为广泛适用致富手段，医院被打砸将成为常规，医务人员被伤害将是必然，没有了医生，没有了医院，我国现行医疗机构体制必然解体。其二，即使少数患者诉讼，按《解释》进行诉讼和判决，高额赔偿结果必然导致小医院破产，大医院退化。鉴于我国医疗机构和医疗资源分布的倒三角特征，基础医疗机构薄弱，一般被诉讼的主要是中心城市有影响、病源广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它们绝大多数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大型综合性医院的退化导致医疗技术的退化，教学空心化，医疗后继无人，整个医疗行业必然退化，乃至消失。其三，如果《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会出现属于医疗事故医院赔偿少，而不是医疗事故，医院赔偿多的荒唐悖论。如果承认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确实可以减少赔偿，但是将面临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和医疗机构被吊销执业许可证的危险。
4.《解释》适用于医疗纠纷诉讼将架空《条例》
由于我国立法、释法的特殊性，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本身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相矛盾，但是对于前后不一致的解释，以时间上后位法为准。同样以死亡为例，《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既有死亡赔偿金，又有精神损害抚慰赔偿金；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只有后者，而且第9条明确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的精神抚慰金就是按《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设立，以精神抚慰金形式进行死亡补偿。由于《解释》的法律位阶高于《条例》，《解释》的模棱两可性，将使患方以医疗损害为由进行诉讼，《条例》将成为一纸废文，中国将在实质上缺少医事法规。
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时，在保护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保护医院和医生，严格实行无过错免责原则。司法裁判机构应恰当的平抑医疗诉讼，如果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医疗诉讼，必然导致医方利益的过度损害。对一方利益的过度损害，最终必然影响到另一方的根本利益的存在[9]。这样双损的结果绝对违背了立法的初衷。我们呼吁中国的立法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机构承受水平，考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制订符合国情的医事法，对医疗赔偿金额进行限制，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抑止患方滥用诉讼权利，以减少无谓的医疗诉讼，和谐医患关系。
载于《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二○○五年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