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南昌市承办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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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南昌市承办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南昌市承办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函
国办函〔2007〕40号
体育总局：
你局《关于由江西省南昌市承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城市运动会的请示》（体竞字〔2007〕29号）收悉。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现函复如下：
同意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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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形成原因及模式简论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2003级5班 张福坤
内容摘要：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而经济条件是根本。同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基于其本身的传统或特点使得法治社会形成时间必然不同，因此各自模式也便不同。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
关键词：法治社会 法治 法制 法制现代化 法治社会模式
探讨法治社会，首先要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李步云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较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法治国家十项原则：（1）法制完备（2）主权在民（3）人权保障（4）权力制衡（5）法律平等（6）法律至上（7）依法行政（8）司法独立（9）程序正当（10）党要守法。[1]此十项原则很好的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模式。当然我们探讨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严格意义上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关系又不可对立。建立法治社会需要法治国家的主导，而要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又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为基础。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到逐渐辅以社会的多元立法执法；以国家的单一法制为主辅以社会规范为主，而国家法制逐渐缩小影响而最后至消亡。”[2]所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本文重点探讨法治社会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
法治社会形成的必然
有学者指出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并非西方专有。（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就可以形成法治社会，这是一种必然。
法治社会模式之讨论
上文已得出法治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应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特别是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的支持，但那不是根本的。本文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体现法治社会形成的共性，而精神文化因素则表现着法治社会形成的个性。因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及传统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要不然当今社会为什么向全球一体化迈进？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按照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成时间的早晚，我们把法治社会分为早发晚发型模式。（3）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看到，在有些学者编写的书籍里面，在论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按照动力来源及法律发展文明为依据，把法治社会分为外发内发及混合型三种模式。（4）在此涉及“法制”与“法治”二词，笔者认为法制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联系和一致的。而且，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正是从人治到现代法治转型并以法治为最终目标的。不妨先看一下三种模式的具体划分：第一种所谓内发型，可以英法美为例，他们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即商品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这与前一种划分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前种观点，不难看出所有的外发及混合型都应属内发型；第二种所谓外发型以俄日印为例，其形成是因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传统对一个较为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冲击所导致的。由于其内在生产力和其他条件不具备，自然的由外力充当了主要动力；最后一种是以中国新加坡为例的混合型，因为他们的法制现代化由内外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催动的，由于这些国家传统历史悠久，社会内部市场化低工业化晚，不具备全部的内在条件，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发长的经济政治基础，所以传统与外来文化差异使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催化剂。
综上两种对法治社会模式的划分，其出发点在与前者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始终强调作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按照前者划分法治社会模式标准，后者那种内发外发混合模式的划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因为所有的法治社会都应该是内发型的，只是有早晚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始终没有忽视掉文化因素。正所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到不同学说影响，其伦理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追求合理进步是人类共性。它可能被掩盖，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3]在这方面尤其反对“西方中心论”制约上，两者观点确是一致的。
结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正确的定位以内应该是在最终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应坚持走下去。在此进程中要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包括理论价值观念等，按照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新的融合与创造，把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来。
（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所限，在此只谈及皮毛即其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而且文中观点不免稚嫩，不当之处，望多指正。）
注释：
（1）（3）观点出自马新福的“亚洲国家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一文，转于《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上，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
（2）引自《礼记 中庸》
（4）“法制现代化模式”出自《法理学》公丕详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参考资料：
[1]李步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三期
[2]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于《政治与法律》上海社科院1995年第一期
[3]杜恂诚《中国传统理论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2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孙廷然
摘要：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
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 ，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对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多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方式均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
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
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
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但书”规定
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合一，难以全面、充分地考虑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诉讼经验，全面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在定罪程序，法官只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成立何罪，而不考虑如何量刑的问题。法官本着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死刑案件的定罪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死刑的误用和滥用。经过定罪程序，法官判定被告有罪之后，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量刑辩护权”，进行量刑辩论。在量刑程序中，应当摒弃报应主义、重刑主义和崇尚死刑的刑罚观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坚持刑罚的必要性原则，重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情节的适用，如何恰当地适用酌定量刑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8]。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对符合条件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具有无法挽回性，对死刑案件应当给予特别的程序保护，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应当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是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可以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一律开庭审理。”
（三）实行死刑案件特别合议制度
我国的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实行合议制度，进行评议案件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死刑案件的无法挽回性，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制改为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单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从而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的适用。
（四）完善死刑核准制度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将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仅仅收回死刑核准权还不能充分起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查核准程序，不开庭审理，不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主要是书面审理。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加强其诉讼性，增加听取被告人及辩护人、公诉人意见的环节，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死刑案件的第三审程序[9]。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相当于第三审程序，为了强调死刑案件程序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第三审。但同时认为，应当将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批制改为开庭审理制，对全案进行审理，复核的期限以6个月为宜。
四、行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一）重构死缓制度
实际不适用死刑与实际不执行死刑是国际上通行的限制死刑两种做法，我国的死缓制度同实际不执行死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肯定死缓制度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使其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2003级5班 张福坤
内容摘要：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而经济条件是根本。同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基于其本身的传统或特点使得法治社会形成时间必然不同，因此各自模式也便不同。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值得认真学习和探讨。
关键词：法治社会 法治 法制 法制现代化 法治社会模式
探讨法治社会，首先要回答一个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法治是我们所追求的？自1996年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后，李步云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较具有代表性和概括力的法治国家十项原则：（1）法制完备（2）主权在民（3）人权保障（4）权力制衡（5）法律平等（6）法律至上（7）依法行政（8）司法独立（9）程序正当（10）党要守法。[1]此十项原则很好的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可以作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模式。当然我们探讨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严格意义上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关系又不可对立。建立法治社会需要法治国家的主导，而要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去实现“依法治国”的目的，又必须建立法治社会为基础。未来发展的趋势是“由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到逐渐辅以社会的多元立法执法；以国家的单一法制为主辅以社会规范为主，而国家法制逐渐缩小影响而最后至消亡。”[2]所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本文重点探讨法治社会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
法治社会形成的必然
有学者指出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并非西方专有。（1）自国家产生以来便随即产生治理国家的两种主张即所谓人治和法治。中国古代孔子主张用“名君贤相”治理国家，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而古代西方古希腊柏拉图也主张人治即国家需要一个“哲学家成为国王”。主张法治的则有中国古代法家和西方亚里士多德。另有学者重点指出，人治与法治其实并不在于孰优孰劣，而在于哪种治国方略更符合当时时代和社会统治的需要。众所周知，古东方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前资本主义阶段都曾经选择过人治作为统治手段。在早期社会，其基本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只是为了自给自足，所以其经济关系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发展农业和控制社会。诚然，东西方确实不同，其不同在于西方较早的走上了法治之路。在西方走上法治之路过程中，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思想理论。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西方能够摆脱自然经济而形成市场经济的形态。同时，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自然孕育着民主的因子，这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两个条件都具备是其很快走上法治之路成为了必然。在中国，虽然法家思想较早产生，但其自身与西方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法治主张个人权利，而中国的法家对法治的主张实际上并非与人治根本对立。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君主统治，个人只不过被其看作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加之，中国几千年以“礼”为核心的法传统使其很难走上西方那样的法治道路。当然，西方法律发展史为中国走上法治之路提供了一个完全现成的模式和范本也成为了不可能。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中国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具备，其中自然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建国后经历的计划经济也是传统自然经济形成的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一种补充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仍需要长期的过程。
对我国来说，只有内在条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于1999年将其载于《宪法》，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法治之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中国只要具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就可以形成法治社会，这是一种必然。
法治社会模式之讨论
上文已得出法治社会形成的根本条件应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笔者并不否认法治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特别是需要精神文化条件的支持，但那不是根本的。本文主要观点就是经济因素是一个决定因素，体现法治社会形成的共性，而精神文化因素则表现着法治社会形成的个性。因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及传统不同，而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要不然当今社会为什么向全球一体化迈进？正是在以上基础上，按照法治社会的决定因素形成时间的早晚，我们把法治社会分为早发晚发型模式。（3）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看到，在有些学者编写的书籍里面，在论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按照动力来源及法律发展文明为依据，把法治社会分为外发内发及混合型三种模式。（4）在此涉及“法制”与“法治”二词，笔者认为法制现代化与我们所说的现代法治社会是相联系和一致的。而且，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性质正是从人治到现代法治转型并以法治为最终目标的。不妨先看一下三种模式的具体划分：第一种所谓内发型，可以英法美为例，他们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即商品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这与前一种划分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前种观点，不难看出所有的外发及混合型都应属内发型；第二种所谓外发型以俄日印为例，其形成是因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传统对一个较为落后的法律传统的冲击所导致的。由于其内在生产力和其他条件不具备，自然的由外力充当了主要动力；最后一种是以中国新加坡为例的混合型，因为他们的法制现代化由内外力互相作用的合力催动的，由于这些国家传统历史悠久，社会内部市场化低工业化晚，不具备全部的内在条件，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内在发长的经济政治基础，所以传统与外来文化差异使西方文化的冲击成为催化剂。
综上两种对法治社会模式的划分，其出发点在与前者也是笔者赞同的观点始终强调作为法治社会形成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因素的根本地位。按照前者划分法治社会模式标准，后者那种内发外发混合模式的划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因为所有的法治社会都应该是内发型的，只是有早晚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始终没有忽视掉文化因素。正所谓“不同民族在历史上有可能受到不同学说影响，其伦理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追求合理进步是人类共性。它可能被掩盖，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指南针。”[3]在这方面尤其反对“西方中心论”制约上，两者观点确是一致的。
结尾：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及法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正确的定位以内应该是在最终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下应坚持走下去。在此进程中要在学习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包括理论价值观念等，按照本国本民族本地区传统文化特点进行新的融合与创造，把中国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融入现代化进程中来。
（法治社会形成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由于本人知识储备所限，在此只谈及皮毛即其形成根本原因及模式，而且文中观点不免稚嫩，不当之处，望多指正。）
注释：
（1）（3）观点出自马新福的“亚洲国家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一文，转于《法治社会之形成及其特点》上，徐显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46
（2）引自《礼记 中庸》
（4）“法制现代化模式”出自《法理学》公丕详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一版
参考资料：
[1]李步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论纲》载于《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三期
[2]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载于《政治与法律》上海社科院1995年第一期
[3]杜恂诚《中国传统理论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2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孙廷然
摘要：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
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 ，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对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多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方式均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
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
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
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但书”规定
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合一，难以全面、充分地考虑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诉讼经验，全面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在定罪程序，法官只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成立何罪，而不考虑如何量刑的问题。法官本着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死刑案件的定罪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死刑的误用和滥用。经过定罪程序，法官判定被告有罪之后，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量刑辩护权”，进行量刑辩论。在量刑程序中，应当摒弃报应主义、重刑主义和崇尚死刑的刑罚观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坚持刑罚的必要性原则，重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情节的适用，如何恰当地适用酌定量刑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8]。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对符合条件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具有无法挽回性，对死刑案件应当给予特别的程序保护，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应当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是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可以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一律开庭审理。”
（三）实行死刑案件特别合议制度
我国的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实行合议制度，进行评议案件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死刑案件的无法挽回性，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制改为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单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从而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的适用。
（四）完善死刑核准制度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将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仅仅收回死刑核准权还不能充分起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查核准程序，不开庭审理，不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主要是书面审理。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加强其诉讼性，增加听取被告人及辩护人、公诉人意见的环节，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死刑案件的第三审程序[9]。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相当于第三审程序，为了强调死刑案件程序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第三审。但同时认为，应当将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批制改为开庭审理制，对全案进行审理，复核的期限以6个月为宜。
四、行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一）重构死缓制度
实际不适用死刑与实际不执行死刑是国际上通行的限制死刑两种做法，我国的死缓制度同实际不执行死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肯定死缓制度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使其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