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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民工权益的缺损与法律保障

韩宏伟 伊犁师范学院法经系

内容提要 农民工是新型的工人阶级，在城乡二元格局的转型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基于社会的歧视和法律保障的缺失，农民工权益屡屡被侵害，困扰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探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损的深层原因，以期构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路径，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关键词 农民工 农民工权益 缺损 法律保障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使得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进行务工，一方面是对农村传统乡土经济秩序的改革，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做出积极调整，以此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的必要补充，促使城市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之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既减轻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又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不断繁荣，这是一项双赢的战略。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其权益的保障一直存在缺损问题，这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和践踏，是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仅仅是对农民工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因为法律彰显的公平、正义是为整个社会负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现
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推拉效应与传统户籍制度的客观结果，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特殊群体，他们既非纯正的农民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难堪与尴尬境地。“他们这个群体就像是生活在孤岛上，远离家门又徘徊在城市的门外。”一位社会学家如是说。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把农民工不断推向社会的死角；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实际上，农民工权益缺损导致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法律去解决，权力机关的不作为最终还是要以其作为的行为去收场，这无疑于作茧自缚。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1]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涵盖了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而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中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虽然广东、北京等少数省市开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但绝大部分农民工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当农民工遭遇工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工伤赔偿、人格歧视等问题时，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机制，往往使农民工连辛勤劳动的“裸体工资”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援助制度滞后
我国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共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9798名，10多年来共解答法律咨询600多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万余件，有130余万人得到了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因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不足，法律援助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大量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权益纠纷和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由于交不起高额的诉讼费而丧失了国家法律帮助的权利，这对农民工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权威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而是靠公平和正义积攒起来的。农民工权益受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却被迫选择自己不情愿的“私了”，这并不是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而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在作祟。因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其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结果。
另外，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妇女权利的妇联理论上应该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坚强后盾，但实际上来自他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于2003年7月经过问卷调查后发现，代表农民工权益的机关并不能全心全意地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为何广东省手外科医院如此之多、手外科技术如此发达，究其原因，是手指工伤事故太多。每年都有上万只手指手术，每一次手术耗费数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市场。农民工工伤之后的赔偿、生活、就业、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工伤之后不但背负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负载更加沉重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有见不得人的一面。谢泽宪教授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不是他们的丑，是社会的耻辱。”[2] 法律把没有解决的问题扔给社会，是对社会的不尊重，更是对法律自身权威性的践踏。法律援助是农民工正义维权的社会底线，如果都没有了，那么农民工只有任人宰割。正义成了一扇虚设的门，法律把农民工拒之门外，同时也把自己关在了门内。
（三）农民工政治权益被剥夺
农民工处于社会层次体系的底层，由于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财产占有等的限制，其政治参与机会往往很少甚或被剥夺，这样使得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较低甚或没有。政治生活的产品是法律，而法律则是权势政府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分配。强势群体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其他行为，使法律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欲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因其特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参与法律规则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体现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权利被忽视、剥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对强势群体的关照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欺压，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潜规则”。同时，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被忽视、剥夺殃及其他方面，诸如子女受教育、就业、培训、休息、安全保障等权利都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保障。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保障问题，特别是社会脆弱成员的保障问题，很可能要忍受破坏性不利后果的折磨。”[3]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虚置的表现，使其不断被逼向“违法犯罪”的边缘。2000年震惊全国的湖南张君案就是一个明证，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
农民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历史和现实的畸形儿，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命运多劫的生活轨迹。因此，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成为社会亟待探究的重大课题。
（一）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原因
农民工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严格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这两者实际上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分离的格局，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尽管这种二元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二元格局的弊端愈加凸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步伐。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制约着人口的广泛流动，特别是经济落后农村的农民向经济发达城市的流动。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它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拉大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价值观、人生观。经济差距越大，就越能刺激农民涌向城市的心理，也越能加剧城乡两种秩序的对立。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决定了农民工特殊身份的形成，农民和市民不同的利益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决定了两种社会群体的必然对立。由于城市秩序的特殊性，城市市民享有农民可望不可及的优厚待遇，甚至对于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下而得到的待遇产生了极大的惯性依赖，因而总是要极力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城市政府对农民工采取的种种限制政策实质上就是维护城市市民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的具体表现，这种利益上的冲突降低了农民工薪资待遇的心理预期，不利于农民工“心悦诚服”地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同时，与城市居民较大的利益反差使其心理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人为改变，但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却是不公正的制度形成的，而制度的不公正是对人权的最大践踏。
（二）执法环境差、维权成本高、城市歧视强的社会原因
农民工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当其权益被侵害之后，会做出两种选择：妥协与抗争。妥协是农民工放弃自己的权利，默默忍受并予以逃避，或者被迫接受“裸体工资”的“高额打折”的廉价结果并继续承受；抗争是农民工争取自己权益的积极表现，他们通过上访、诉讼、甚或暴力等方式来为自己维权。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权利，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是斗争。”[4] 农民工希望通过政府、人大、工会等机关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些农民工的坚强后盾有时却视而不见，来自他们的关心最多只停留在口头上，让人看不到实际的内容。虽然目前农民工讨薪取得了一定成绩，2002年全国劳动监察部门共追回14亿元，但距拖欠400多亿元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明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执法部门力度不够的原因在于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容忍或放纵这种事情。名扬全国的工伤维权律师周立太，为争取农民工权益积极辩护，深受农民工的尊重和欢迎。但是一些企业却到地方政府诉苦：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下去了。言下之意如果政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就要撤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固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践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诉讼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底线，同时也是农民工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因为目前司法不健康环境，加之较高的诉讼费用使得农民工没有能力争回自己的正当权利。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特别是遭遇工伤之后，农民工急需治疗费用，如若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但不能救急。农民工只有被迫接受雇主的很少的赔偿，而且以后的就业、生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司法环境不理想，维权成本高、风险大是法律难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原因。农民工打不起官司的原因还在于耗不起时间，即便经历艰难困苦获得胜诉，法院执行难也是一个问题，最终的胜诉只是一张仅有心理安慰作用而无实际意义的法律白条。因此，即便农民工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也不敢、不愿用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造成了市民对农民的某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历史的影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被不断地夸大，以至于城市政府对农民工产生歧视和排斥心理。农民不是农村的专利，市民也不是城市的专利，他们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从法律层面上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市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待遇，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也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亵渎。城市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在就业限制、工作环境差、子女受教育需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同工不同酬、保险福利无保障等权利的缺失。尽管城市如此歧视，农民工还是“忍辱负重”地继续留在城市，他们不敢对各种各样损害其权益的行为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更加剧了城市歧视的蔓延。
（三）农民工的自身原因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束缚也是其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现代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缺乏权利观念，当其权益遭受侵害之后，由于救济无门，只能自我承担。而且，中国的农民基于某种血缘和地缘的同质作用，一般不愿打破这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相反，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作祟，这种落后的权利观念是农民工权益屡屡受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难以接受现代法制思想、不能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关键。另外，农民工缺乏组织性，比较涣散，这样使其无正式的社会组织依靠。当其权益缺损后，由于得不到社会组织内部资源的保护和支持，农民工只能依靠建立在初级群体网络基础上的血缘、地缘或业缘的乡土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上，这种乡土组织的力量对于他们的困境来说是非常弱小的。
三、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法律路径
农民工权益缺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造成的，是法律驾驭社会运行中的不和谐之音。因此，必须构建一种公正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农民工进行强势关怀，这才是清源之术、治本之道。
（一） 制度公正：一种法律底线
制度公正对于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美国法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两条“正义原则”，[5] 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对社会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者开出的处方是采用特殊的积极差别待遇，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弱势者获得最大利益，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实质上的社会公正。
农民工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这一弱势群体的形成，即证明了不公正已经存在。那么，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最大利益。（1）建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机制，加强权益缺损事件的防范措施。农民工辛苦劳动的工资如果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不但生存成为问题，而且会加剧其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2）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城市化步伐，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秩序一体化。农民工权益缺损的基础性原因是其依存的乡土秩序在城市中的失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期望的落差。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建设进程，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不合理格局，实现乡土秩序和城市秩序的融合与重建，最终实现城乡秩序的一体化，达到一种制度上的和谐。城乡秩序一体化是指城市秩序与乡土秩序通过融合能够相互包容，改革两种秩序上因制度造成的人为对立；通过重建使两种秩序相互渗透，组建一种新型秩序，从而达到一元化状态。只有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使社会资源平等而有序的分配，实现农民工权利的公平分配。只有构建公正的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农民工受歧视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改变农民工命运的法律底线。
（二）人权尊重：一种道德底线
法律是一种普适性的制度。普适性要求法律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这才是其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法律有义务要求社会公众去尊重农民工，这是社会的道德底线，同时也是法律的道德底线。尊重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如果人与人之间连起码的尊重都不能获得的话，那么，不被尊重的一方等于被否认了做人的尊严，这是社会不允许的，更是法律不允许的。
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主要归因于法律的漠视和脆弱，漠视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视而不见”；脆弱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无能为力”。农民工所言：物质上的贫困倒在其次，精神上的受歧视却让人难以忍受，不尊重的社会现实往往使其难以长期安心地在城市工作。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对立状态往往给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法律应该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让农民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城市尊重。从法律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尊重农民工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既可以使农民工长期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又能够使社会秩序得到和谐发展，进而减轻社会的负担，降低法律的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逆转的潮流，社会应该顺应而不应阻止。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将是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只有增强他们之间的了解、理解与沟通，消除他们之间的误解、隔阂与歧视，才能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从而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6] 既然农民工得不到尊重影响了其权益的维护以及社会的安定秩序，那么，法律就应当担当此重任，调整农民工得不到尊重的社会关系，对于不尊重农民工的行为予以惩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得到法律的尊重。比如，成立正式的农民工维权组织，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改革教育法规、促进教育平等。
（三）权利意识：一种生存底线
农民工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加之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息事宁人，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得罪人，这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忍让意识维护着社会关系的稳定，但长期下去，却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以生存作为底线。在乡土社会中，由于血缘、地缘上的特殊关系，农民权利即使受到一点损害，一般会有乡村干部或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调节，维持乡土秩序整体上的一种平和。农民这种传统的权利意识在农村尚可以生存下去，但把它移植到城市社会中就会碰钉子，因为城市社会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会同情和帮助弱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社会是以利益的互动为基础，利益的互动又是以强烈的权利意识为准则，它要求市民要有法律观念。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由于其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法律观念，因而其权利意识自然大大下降。但是这种下降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工背井离乡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但在城市的歧视中“忍辱负重”继续工作，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他们对待遇的期望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雇主们的剥削心理，双重因素使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断跌向生存的底线。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缺乏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原因，法律保障的虚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罗尔斯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信赖。”[7] 农民工权益缺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其维权意识。
四、结语
农民工作为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工权益缺损问题。国家在培育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以及其生存能力的同时，加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护，才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注释
[1] 朱?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载《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蒋韦华薇：《 断指之痛》，[北京]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27日。
[3] 曾湘泉：《价值理念、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载[北京]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1期。.
[4] 何勤华：《西方法学家列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常委会


包头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

（2004年4月29日包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2004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保障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私营企业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者控股，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从事工商业经营的。
第三条 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市场调节，政策引导，支持鼓励，平等待遇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确定具体工作部门负责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综合协调工作。
第五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遵守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公平竞争，保障员工合法权益，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自觉接受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支持与鼓励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之外设置针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的前置审批事项。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公开办事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并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取法律、法规、政策、城乡建设规划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信息提供服务。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外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进驻本市。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应当改善信贷管理，扩展服务领域，开发促进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金融品种。调整信贷结构，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信贷、结算、财务咨询、投资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第九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中安排扶持私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进本市民间资本建立信用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私营个体经济融资创造条件。
第十条 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旅游产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及其它符合本市经济发展规划的产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利用新产品开发资金、科技三项费和技术改造资金，支持私营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第十一条 支持和鼓励私营个体经济投资生态、环保、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领域。私营个体经济开发荒山、荒地和沙区、山区，在国贫旗县兴办扶贫项目，享受国家和自治区相关优惠政策。私营个体经济投资经营农牧林项目的，享受本市有关优惠政策。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保障私营个体经济在投资上述领域中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实。
第十二条 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投资兴办劳动密集型企业，引导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事流通、服务等第三产业。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安置本市城镇失业人员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享受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的优惠政策；安置残疾人达到规定比例的，享受福利企业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加强横向联系，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支持和鼓励创办科技型私营企业。创办科技型私营企业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扶持。
支持和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或者专利作价入股。
第十四条 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五条 支持和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连锁经营和开发、培育名牌产品，争创知名商标。
第十六条 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进入稀土高新技术开发等园区发展，充分发挥其政策、资金、科技优势和完善的技术市场作用，孵化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促进技术贸易和科技成果转化。
第十七条 鼓励私营企业生产出口创汇产品，从境外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或者到境外开办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第十八条 鼓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离职人员到私营企业工作或者开办私营企业。支持和鼓励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退伍军人和失业人员开办私营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经核准开办的，可以享受国家和本市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三章 服务与监管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促进私营个体经济法律、法规的实施。对已制定的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或者不符合私营个体经济发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予以清理。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为私营个体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服务。
第二十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私营个体经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协调、解决私营个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行政服务、审批、执法、政府采购、税收、对外贸易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应当给予私营个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同等待遇。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信城市、诚信市场、诚信企业和诚信业主，为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私营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指导私营企业提高产业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私营个体经济投资开发具备国家、自治区规定条件的项目，应当积极指导和为其申报国家和自治区立项提供服务，争取相应的政策支持。
国家、自治区及本市对私营个体经济投入的专项资金，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拨付。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支持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申办自营进出口权；符合条件的私营企业申请进出口配额的应当及时予以上报。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需要行政确认的，应当及时依法予以确认，并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在本辖区内从事社区服务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积极帮助解决其经营活动中存在的困难，协调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时落实相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八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引进科技和管理人才，为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认定和职业技能鉴定。
第二十九条 工商业联合会和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协会、行业协会应当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会员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私营企业应当尊重员工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的权利，并依法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对私营企业的工会组织给予指导，完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及时了解情况，化解矛盾，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一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员工法定的休息、休假权利，保障女工、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法定权利。不得雇佣童工。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加强劳动保护、保障生产安全。对从事特种作业的员工，必须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培训，取得资格证书后方能上岗作业。
第三十二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时支付员工工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为员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各项社会保险。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监督管理，及时查处违法行为，促进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
第三十四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当向受检查者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做到文明执法。

第四章 权益保护

第三十五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财产，依法享有的名称专用权、专利、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六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财产和合法使用的生产、经营场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征用或者拆迁私营企业个体经营者生产、经营场所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第三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手段非法改变私营企业的经济性质。
私营企业挂靠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以集体所有制性质登记注册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脱离挂靠关系，并经产权界定后，重新办理登记手续。被挂靠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主动与私营企业脱离挂靠关系，并不得阻碍私营企业依法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十八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依法申领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除发证部门出具法律文书依法暂扣、收缴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暂扣、收缴。
第三十九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自愿参加或者按规定退出各种协会和行业组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要求其加入各种协会和行业组织。
第四十条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评比、评优、达标、考核等活动。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私营个体经济交费登记制度，实行交费登记。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的工作人员向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收费时，应当出示收费依据、收费许可证和行政执法证件，使用自治区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者监制的收费票据，按照规定的收费范围、标准收费。
第四十二条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
（一）向工商业联合会和私营企业、个体劳动者协会、行业协会反映，由工商业联合会或者其他协会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反馈；
（二）向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投诉；
（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四）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出的投诉事项应当及时予以办理。对其提出的行政违法违纪事项，自接到投诉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投诉事项，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负有责任的部门移送，并通知投诉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私营、个体协会反映的问题，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财产；
（二）越权扣缴、吊销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三）不按法定程序或者超出规定时限办理注册、审批等手续；
（四）向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转嫁各种费用或者无偿调用其人财物；
（五）强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赞助，购买有价证券；
（六）强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购买指定的商品或者接受指定服务；
（七）强制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征订报纸、杂志、书籍、资料等；
（八）借检查、检验之机损害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法权益；
（九）其他侵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权益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使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应当享有的权益未能享有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和部门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