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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暂行规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与增长，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教育经费是指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教育费附加、社会集资、学杂费和校产收入等。
第三条 教育经费以财政拨款为主，实行多渠道筹集。

二、财政拨款
第四条 财政教育的拨款包括预算内教育事业费，预算内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事业费和基建设投资中用于教育的支出，各种专项资金中用于教育支出。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的规定，并确保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地方各级机动财力应划出一定比例用于教育。乡（镇
）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
第六条 国家拨给的各种教育专项补贴，各级财政部门要按国家有关规定的配套资金。
第七条 国家给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按10％用于贫困地区实用技术培训；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按30％以上的比例用于这类地区的教育。

三、教育费附加
第八条 根据国务院规定，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按其税额的2％缴纳教育费附加，分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上缴财政金库。各级财政部门按先收后支、收支相等的数额，定期拨付同级教育行政部门。
第九条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开征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农户按年人均纯收入的1－－2％计征，一年征收一次，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和群众的承受能力提出具体征收办法，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农村教育费附加本着取之于乡、

用之于乡的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征收并安排使用。特别贫困的地方和农户，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可予以减免。
第十条 乡（镇）企业按利润10％税前提留的给乡（镇）人民政府用于补助社会性开支的费用，用于教育的部分不得少于25％。
第十一条 城乡居民建房要征收学校修建费。城镇按建筑面积每一平方米2元计征；农村按建筑面积每一平方米1元计征。此项费用由当地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代收，交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第十二条 征收社会集团购买专控商品附加费时，加收2％用于教育，由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代收并转给同级教育行政部门。
第十三条 地方财力和学校自筹资金安排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基本建设，按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条例规定减免有关税款。

四、社会集资
第十四条 社会集资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动员厂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群众个人，以提供资金、物资和劳务等多种形式筹措教育经费。
第十五条 分工负责，集资办学。城镇各级各类学校的新建、改建、扩建应列入城镇建设总体规划；教育行政部门在开发区、住宅小区举办中小学校，所需资金由该区房建单位在公共设施配套建设中统筹安排。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所需资金由办学单位或公民负责筹措。农村中小学校
校舍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主要由乡、村负责筹集；县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应酌情予以补助。高中、初中、小学每生每学期分别收取10元、7元和5元，用于学生所在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有困难的学生，经学校批准可以免收。
第十六条 市、县、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自愿、量力和群众受益的原则，有计划地组织社会集资办学。城镇厂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在财力、物力诸方面积极支持所在地政府办好教育。支持办学的资金，企业在自有资金中列支，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预算外资金中
列支。职工较多的企业事业单位，应按市、县人民政府规定，单独或联合举办中小学，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支持并在业务上予以指导。
第十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办学需要可向本辖区内的国家干部、职工集资。
第十八条 鼓励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社会各界人士捐资助学。
欢迎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籍团体和友好人士捐资、捐物支持我区发展教育事业。
第十九条 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按有关规定，经财政部门审核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可设立教育基金。
第二十条 社会集资办学的资金，原则上那一级政府筹集由哪一级政府安排使用，主要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五、学杂费和校产收入
第二十一条 按自治区有关规定，学校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杂费，向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学杂费。
第二十二条 各级各类学校都要积极发展校办产业，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举办校办企业和农（林）场，增加学校收入。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此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校办厂场等企业，除生产国家规定不允许减免税的产品和八个小企业外，其他产品按规定征收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包括随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农林特产税由财政部门返还当地教育部门，用于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大专院校进口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免征关税。

六、教育经费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项教育经费由教育部门统一管理使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必须坚持勤俭办学、厉行节约，建立健全财务和审计制度，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严禁铺张浪费和贪污挪用。对违犯财经制度和纪律者，视情况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直到
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教育费附加、社会集资要用于改善教育设施和办学条件。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因教育费附加纳入预算专项资金管理而减少教育事业费拨款。乡（镇）、城区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主要留归当地安排使用，市、县可视实际情况提取不超过20％的数额用于调剂、补助较困难乡（
镇），不得挪作他用。具体比例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办职工子弟学校且已缴纳教育费附加的单位，可酌情返还一部分给缴纳单位，用于职工子弟学校。
第二十六条 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严格执行自治区关于收取学杂费标准和范围的规定，不得乱收费、乱摊派。社会也不得向学校和学生乱收费、乱摊派。
第二十七条 要充分发挥各种专项补助费的使用效益，对使用效益好的单位应予表彰。

七、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从颁布之日起执行。以前自治区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矛盾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九条 各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规定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托有关职能部门解释。



1991年7月22日
“井底之蛙”之法学家

杨涛


我所说的某些法学家并非真如那只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苦读几十载的书，喝过的墨水比我辈吃过的盐还很多；他们留过洋，懂得英文、法文、日文，言必称英美法系、罗马法和德国民法典，走过的路比我辈走过的桥还多；他们有“博士”、“教授”等等令人目眩的头衔，唬得我辈有些不知所以然。不过，他们本质上和那个井底的青蛙没有两样。
有事例为证，我有幸参加旁听一个刑法学专家组成的案例研讨会，说实话，对于那个案件的实体分析，是诈骗罪还是毁坏公私财物罪，一位一直很活跃并被人称为“后起之秀”的刑法学家分析的头头是道，并引经据典引证了日本和美国的规定，令人信服。不过，谈到这个案例检察机关是以诈骗罪起诉，但法院却变更了罪名，以毁坏公私财物罪进行判决时，那样刑法学家又发话了：“法院应当有权变更罪名，只要是检察院的指控错误，法院要实现公正，就应当纠正错误，当然也就有权改变罪名。”
如果一个普通人这么说，或者是一个司法工作者这么说，我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并且最高法院也的确规定，法院有权变更罪名。但是，一个刑法学家如此说，不能不让我怀疑他的学术水平了。因为对最高法院这一规定，刑事诉讼法学界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在审判中应当并重，法院仅仅为实体正义随意更改指控罪名违背了“不告不理”、“控审分离”的现代刑事诉讼原理，也变相地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当然也有人主张在一定的条件下，法院享有变更罪名的权力，但绝对不能是“随意”和“不分情形”地更改。司法工作者要遵循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案，但学者却应当是具有批判精神，要研究规定背后的合理性。一个刑法学者对于刑事诉讼的了解近乎于普通人的一般理性，他的刑事诉讼学知识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读大学本科时的知识水平上，无异是一只坐在刑法的“专业槽”里的“井底之蛙”。
古人说：“业术有专攻”，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认为刑法学者对刑事诉讼理论要有研究是过分的要求？非也！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在法学研究中部门法的学问经常是相通的，在研究一门部门法时往往要其他部门法的学问做支撑的，近年来，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刑事法一体化”的研究，也正说明这一道理。所以，刑法学者在挖好自己的“专业槽”时，还是应当出来吃吃刑事诉讼的草，这对于改善自己的“饮食结构”是很有帮助的。其实，何止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是如此，法学中的各门学科，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家都要有涉猎，要对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知晓，并且还要经常关注各门部门法学科的最新进展，如此才不会在自己的研究中，犯常识性的错误，贻笑大方。我的一位宪法学出身的同事对一件事情经常耿耿于怀，他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听到某位著名民法学家说，宪法就是宪政。宪法与宪政怎么是同义词呢？看来，又一位“井底之蛙”之法学家横空出世了！
在美国高校，法学学科的分界似乎并不如我们之森严，许多教授教多门法学课程，并且并不觉得有特别的困难，也不妨碍其出辉煌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也不难理解，美国最高法院那“八个老男人和一个老女人”可以民事、刑事、行政、经济案件一起审理。
再进一步说，何止法学之间要相通，各门相关的社会科学都应当相通，法学家们不但要对其他部门法要有所研究，也要对相关的社会科学要有所了解。因为，许多学问的创新往往受到其他学科的启示而激发灵感的，又有许多门新的学科正是在学科交叉的边缘中诞生的，如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等。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近来发表的一些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之所以观点独特，但不乏深刻，正因为他对法律、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涉猎的较深，善于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支撑和分析同样的法律问题。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引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说，一位不懂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学家，可能是反人民的。我深以为然，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某一案件的发生，刑法学家或者诉讼法学家，往往会从实体上如何认定犯罪构成或者程序正义上认为案件应当如何处理，并认为自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是从制度上考虑问题。但是，有时有的个案是如此复杂，其背后的复杂干扰因素超出我们的想像，法学家的在法律上分析只能说在抽去这些干扰因素下才能成立，如果法学家不懂这些，不顾具体情形下发表观点，那就是在误导民众，完全忽视了个案正义和社会正义。
不过，某些法学家既然愿意做“井底之蛙”，那也是他的自由，他可以“将专业槽”
挖得更深一些，把自己的“饭碗法学”打造得更精致些。但是，至少我以为，当涉及自己不懂的问题，还是慎言为好。民主的进步、法治的发展，我们今天的社会各种利益群体都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不断涌现，其中以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居多。许多法学家就社会某一事件，发表观点，见解深刻，颇受媒体和公众追捧。于是，媒体习惯于某一法学家的光环，又因为其在某一问题上作出过深刻见解，于是在一种“路径依赖”的思维下，凡所涉法律问题总是找其发表观点，然而，这位兄台恰恰是一“井底之蛙”之法学家，其对自身领域研究很深，对于其他问题知之甚少，不幸的是，他又为“公共知识分子”使命所召唤，洋洋洒洒地在媒体发表一大通言，而其各种“专家”“权威”头衔又给公众对于其言论以正确和真理之信号，公众对其观点深以为然，于是其谬误流毒甚广，祸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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