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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促进整装勘查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

　　2006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以下简称12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3号，以下简称13号文）以来，矿业权分类管理全面实施，煤炭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率先推行，在规范矿业权管理，提高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深化矿业权分类管理，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布局，落实地质找矿新机制，保障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顺利实施，现就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石油、天然气除外），促进整装勘查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完善矿业权分类管理

　　（一）细化完善勘查风险分类。继续按照12号文的规定，实行矿业权分类管理。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依据12号文中“矿产勘查开采分类目录”，综合考虑矿床类型、勘查深度和地质工作程度等因素，提出调整完善的建议，经专家论证、社会公示、报部批准后予以实施。

　　（二）全面实行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对于高风险勘查，以整装勘查区为重点，根据地质构造条件，区域成矿规律，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储量利用调查和矿业权实地核查成果，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合理划分探矿权区块。对整装勘查区以外的高风险勘查，也要积极推进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编制。对于煤炭以外的其他低风险勘查，参照13号文关于煤炭资源的管理，根据资源赋存状况和地质构造条件，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资源情况不清的，先由国家出资开展预查和必要的普查工作。对于无风险矿种，由国家出资开展必要的地质工作后，直接编制采矿权设置方案。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编制以矿产资源规划为依据，整装勘查区的矿业权设置方案应与整装勘查实施方案相衔接。通过实施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合理布局。矿业权设置方案具体编制要求见附件。

　　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整装勘查区的矿业权设置方案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编制，国土资源部审批；其他矿业权设置方案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审批，其中涉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0号）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规定的34个重要矿种的矿业权设置方案，报部备案。

　　矿业权设置方案未经批准或备案，不得新设低风险勘查和无风险矿种的矿业权，不得新设整装勘查区高风险勘查的探矿权，国家为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开展的勘查工作除外。各地应根据矿业权出让的需要，选择重点地区优先组织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审批机关应保证审批时效，及时批复。对各类已设矿业权，凡不符合矿业权设置方案要求的，应按方案逐步推进矿业权整合，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合理布局。涉及整合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审批要件、办理程序、发证权限，以及相关优惠政策，按现有相关规定执行。整装勘查区内，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区暂停受理新立探矿权采矿权申请的通知》（国土资电发〔2011〕22号）要求，暂缓审批的已受理矿业权申请，如不符合矿业权设置方案，应按方案调整后进入审批程序。

　　（三）规范完善矿业权出让。按照12号文规定，对高风险勘查，坚持申请在先的探矿权出让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勘查实施方案审查。对整装勘查区高风险勘查，通过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保障合理布局。对低风险勘查和无风险矿种，坚持主要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矿业权，综合资金、技术、业绩、诚信等要素设置竞争条件，防止简单地“唯价高者得”。全面执行矿业权出让进场公开公示相关规定，接受社会监督。

　　（四）严格矿业权协议出让管理。除按照12号文规定可以协议出让的四种情形之外，已设探矿权需要整合或因整体勘查扩大勘查范围涉及周边零星资源的，可以协议方式出让探矿权。各地不得擅自扩大协议出让范围。

　　矿业权协议出让须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再按照规定的发证权限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34个重要矿种的协议出让，由国土资源部批准。其中，因矿业权整合或扩大勘查开采范围需要协议出让，属于授权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发证权限范围的，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34个重要矿种以外其它矿种协议出让的批准权限，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制定具体规定，报部备案后执行。

　　二、促进整装勘查快速突破

　　（五）划定整装勘查区。按照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总体部署，在全国重点成矿区带，以国家紧缺矿产为主攻矿种，优选成矿条件好、找矿风险大而又具有找矿突破潜力的地区设立整装勘查区，集中实施整装勘查。整装勘查区名单及范围由国土资源部确定并统一发布。

　　（六）加快整装勘查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和审查。本通知印发之日起3个月内，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完成整装勘查区内主攻矿种的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编制工作，报国土资源部审查批准后实施，并可根据勘查工作进展适时滚动修编，报部备案。整装勘查区应优先保证主攻矿种勘查，非主攻矿种新设置的矿业权原则上不得影响主攻矿种的整装勘查。情形特殊的，须报国土资源部批准。

　　（七）优选实施整装勘查的探矿权人。整装勘查区内已设探矿权符合矿业权设置方案要求的，探矿权人应按照统一的整装勘查工作部署，保障勘查资金投入和勘查进度。资金能力不足的，应引入社会资金合资勘查，也可申请国家资金联合勘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已设探矿权不符合矿业权设置方案的，要充分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矿业权整合，实施整装勘查。在符合整合主体标准的前提下，应优先从原探矿权人中产生整合主体；对原探矿权人均达不到整合主体标准的，可以引入新的主体，整合矿业权。暂不具备整合条件的探矿权人，应按照统一的整装勘查工作部署，保障勘查资金投入和整装勘查的工作进度。不参加整合又达不到整装勘查要求的探矿权人，由整合主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后退出。

　　整装勘查区内主攻矿种空白区的矿业权设置，要与推进已设矿业权整装勘查相结合，可优先配置给整合主体；其他空白区，按照矿业权设置方案和相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出让，不收价款。出让中应遵循“三优先”原则，即投入大、勇于进行深部钻探验证的优先；国有地勘单位和社会资本联合成立企业，实行资本和找矿技术相结合的优先；勘查单位和矿山企业联合成立企业，实行探采一体化的优先。

　　（八）落实探矿权人整装勘查责任。整装勘查区内的探矿权人应按照整装勘查实施方案，编制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实施方案，保证勘查投入和勘查进度，并承诺如果投入和进度等未达到整装勘查要求，探矿权到期不再申请延续。由于勘查进展等原因导致整装勘查要求发生变化的，探矿权人可申请登记管理机关组织专家论证。经论证确认达到整装勘查要求的，可予以延续。

　　整装勘查区主攻矿种的新设探矿权，需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评审通过的勘查实施方案和承诺书；已设探矿权，应在整装勘查实施方案批准后3个月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修编并评审通过的勘查实施方案和承诺书，否则探矿权到期不予延续。

　　整装勘查实施方案应根据地质勘查工作进展滚动调整，探矿权范围内的勘查实施方案根据整装勘查区勘查实施方案及时修编。

　　（九）严格规范探矿权转让及矿种变更。整装勘查区主攻矿种的新设探矿权必须达到普查以上（含普查）工作程度、地质勘查报告经评审备案后才能转让。受让方必须具备实施整装勘查的能力。勘查矿种变更、整装勘查区设立前已设探矿权的转让，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200号）规定执行。

　　三、强化保障措施

　　（十）进一步规范财政出资勘查行为。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不含地质勘查基金，下同），主要用于基础性地质工作和矿产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地质工作，为社会资金开展高风险勘查提供支撑。社会资金不愿投入的高风险勘查，财政资金可投入开展勘查工作，原则上完成预查后，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向社会公开出让探矿权。

　　地质勘查基金主要发挥政策调控和分担勘查风险的作用，可与社会投资人联合开展高风险勘查，也可根据国家矿产地储备的需要，针对特殊矿种和特殊地区合资或独资开展相应的勘查工作。

　　对于青藏、新疆、西南三江和大兴安岭等地的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应鼓励优势企业开展风险勘查，但要强化管理，明确开采时应服从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资金不愿进入的地区，财政资金及地质勘查基金可投资勘查，并适当提高勘查程度。对于适宜开采的大型矿产地，要引进大企业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勘查开采。

　　（十一）发挥国有地勘单位地质找矿主力军作用。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国有地勘单位技术力量和矿业权持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分析，在符合矿业权设置方案的前提下，根据技术能力、勘查力量和找矿业绩，为国有地勘单位合理配置高风险勘查空白区的探矿权，调动其找矿积极性，鼓励走探采一体化道路。中央驻地方国有地勘单位按属地原则，享受同等政策。

　　具体配置办法及转让处置要求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矿业权配置情况及时报部备案。

　　（十二）提高整装勘查区矿业权审批效率。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开辟整装勘查区矿业权审批快速通道，主动服务，积极协调，加强联系，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十三）强化信息化监管手段。经批准或备案的矿业权设置方案，要按照国土资源部统一要求，纳入“国土资源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实现矿业权设置方案的信息化管理。以往已经批准或备案的矿业权设置方案，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在本通知印发之日起6个月内，按照附件要求完成相关数据整理，报国土资源部。不按矿业权设置方案设置矿业权、擅自扩大协议出让范围、调整勘查风险类别未报部批准的，不予矿业权配号。

　　（十四）切实保障勘查质量。整装勘查区内承担勘查工作的单位原则上应具备相应的甲级勘查资质。勘查单位应严格按照地质勘查规范实施勘查工作，承担技术质量责任。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对整装勘查区的勘查项目组织抽查，发现质量问题，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编造虚假地质资料等弄虚作假的矿业权人和勘查单位，建立诚信记录，情节严重的，取消申请探矿权采矿权资格和勘查资质。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八年。12号文附件“矿产勘查开采分类目录”的调整要求及第五条规定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规定的整装勘查区矿业权管理措施，对其它具备条件的地区也可参照执行。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部备案。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报部。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要求.doc

附件：
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要求

矿业权设置方案是在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上，对一定区域内探矿权采矿权空间布局的详细安排，是探矿权采矿权新立和调整的重要依据。
一、总体要求
（一）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要以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矿产资源规划等为依据，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储量利用调查和矿业权实地核查成果和既有地质矿产信息等资料，坚持整装勘查、集约开发的原则，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布局。
（二）对高风险勘查区域，要以整装勘查区为重点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对低风险勘查区域，根据资源赋存状况和地质构造条件，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资源情况不清的，先由国家出资开展预查和必要的普查工作。其中，煤炭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按已有文件要求执行。对无风险矿种，由国家出资开展必要的地质工作后，直接编制采矿权设置方案。
（三）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要在广泛征求地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矿业权人及利益相关人意见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划分探矿权采矿权区块，合理确定矿业权数量和规模。编制区域凡可能涉及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成矿地质条件的地区，均应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论证，论证结果应在矿业权设置方案中作专题说明，并在划分探矿权区块时，严格落实开采总量控制矿种的矿业权管理规定。
（四）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以及整装勘查区的矿业权设置方案，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其他区域矿业权设置方案的组织编制，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自行规定。
（五）已设矿业权不符合矿业权设置方案的，应按矿业权设置方案逐步调整和整合。
（六）矿业权设置方案实行动态管理，滚动修编。矿业权设置方案实施过程中，三分之二以上探矿权地质勘查工作程度有了阶段性提高，根据已进行的地质勘查工作情况，需对矿业权设置方案进行调整的；因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区域内三分之一以上已设矿业权涉及范围调整的，由负责组织编制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修编意见。
（七）为加快整装勘查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根据近期勘查工作部署，可以突出主攻矿种和重点区域。对面积较大的整装勘查区，可以划分多个编制单元，分步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
二、技术要求
矿业权设置方案由方案文本、附图、附表组成。矿业权设置方案文本应包括总则、地质成矿背景及社会经济发展分析、矿业权划分方案及结论、保障措施、附则等主要内容。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一）概述编制区域地理位置、范围（拐点坐标）、面积、交通、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地质工作情况、地质特征、资源储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等。
（二）依据编制区域自然地理条件、成矿规律、地质构造、开采技术条件、资源赋存条件、地质工作程度、经济技术条件及勘查开采现状、基础设施布局、行政区划、整装勘查实施方案等，提出探矿权采矿权的划分方案，并对确定设置的探矿权采矿权的数量、位置、范围等合理性进行论证。
（三）矿业权设置方案结论，要对设置的探矿权采矿权数量、位置、范围、面积、拐点坐标、标高、资源储量等进行描述。
（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经济、法律、技术和行政等方面保障矿业权设置方案实施的措施。
（五）在附则中说明方案编制的资料来源、与相关规划、整装勘查实施方案的衔接等情况；方案的审批、修改与解释权限。
（六）用表格形式列出已设探矿权采矿权的证号、名称、拐点坐标、面积、有效期、查明和占用的资源储量、开采设计规模等详细情况（具体见附表）。
（七）矿业权设置方案平面图要有地理要素、地质矿产要素、地质勘查程度、已设探矿权采矿权名称和范围、拟设探矿权采矿权名称（或编号）和范围、探矿权采矿权整合的范围等内容。在图左侧分别以附表形式简要列出已设探矿权采矿权名称、面积等情况；在图右侧分别以附表形式简要列出拟设探矿权采矿权名称（或编号）、面积等情况。具体要求如下：
1.地理部分。以经适当简化的本地区基础地理图为底图绘制。包括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界限、乡镇以上居民点、铁路和主干公路、重要水系、重要山峰和标志点。
2.基础部分。标明编制区域的范围、地质工作程度（调查评价、预查、普查、详查、勘探）及范围；断层、褶皱等；已设探矿权采矿权范围；拟设探矿权采矿权范围。
3.矿业权设置方案平面图以编制区域为对象，比例尺以能清晰显示、标注各类探矿权、采矿权范围为原则确定。已设探矿权以蓝色实线圈画，已设采矿权以绿色实线圈画；拟设探矿权以蓝色虚线圈画，并以蓝色填充，拟设采矿权以绿色虚线圈画，并以绿色填充。地理要素和地质矿产要素图例遵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编制矿业权设置方案所采用资料的年份截止到上年年底。
（八）上报的矿业权设置方案最终成果包括纸质件3份、电子文档、电子报盘数据。矿业权设置方案电子报盘软件另行发布。

附表1 X X区矿业权设置方案基本情况表
区域名称 区域类别 拐点坐标 区内主要矿种 涉及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情况 面积(km2) 编制机关 批准机关 备注

注：1.区域名称是指矿业权设置方案编制区域的名称，应包含区域所在行政单元名称，如X X省X X县X X区域；跨行政区域的，应列出所跨行政单元共同的上级行政单元名称；
2.区域类别包括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整装勘查区、省级重点矿区（勘查区）和一般矿区（勘查区）；
3.拐点坐标应填写方案编制区域各拐点在1980年西安坐标系下的经纬度坐标或直角坐标；
4.区内主要矿种应列出该编制区域的主要矿种和主要共伴生矿种；
5.编制机关是指方案组织编制的机关，批准机关是指方案组织审查批准的机关;
6.对整装勘查区，如果编制了多个矿业权设置方案，应在备注中注明该编制单元属于X X整装勘查区。




关键词: 单位累犯；人身危险性；理论剖析；现实问题
内容提要: 单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类型同样具有人身危险性，这是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根据和解决单位累犯实践问题的基点。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改变单位的整体性人格实体，只要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性消减，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正当根据。单位犯罪的整体性与刑罚承担的独立性，是理解单位累犯刑度条件以及前罪刑罚是否执行完毕的关键。单位累犯之下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缓刑与假释适用，应当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现实情形另行审慎判断。


　单位主体被纳入刑事责任的体系之中，并不顺其自然地就默认了单位与自然人拥有相同的刑事归责原则与刑罚适用制度。单位的复杂结构是否定单位累犯成立的实质性理由吗？基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可以剖析单位累犯吗？笔者基于单位累犯肯定说的立场，从人身危险性的基点出发，对单位累犯的理论根据与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抛砖性”设想。{1}

　 一、前置条件：单位累犯探讨的基点

　 单位累犯的探讨必须建基于三个前提性条件：肯定单位成立犯罪、单位主体的整体性、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只有厘清了这三个前提，单位累犯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建构的现实可能。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围绕着单位累犯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分歧仍然存在，究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正是共同话语平台的缺失导致了双方自说自话的现有处境。

　 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与自然人主体一样，是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的统一。{2}既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已经被纳入刑法规定之中，且自然人累犯毫无异议，根据刑事理念进行自然的逻辑推导，则单位累犯的成立在应然层面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单位能否成立犯罪的旧有层面，并以此来否定单位累犯的成立，这实质上是回到犯罪主体究竟能否包括单位的陈旧老路上，此种学术资源的浪费对单位累犯的研究并无任何益处。

　 应当肯定的是，单位因其机构与自然人的组合而有不同于自然人的结构特征，由多方混合而成的结构层次告诉我们，整体性是单位的外在显现也是其内在机能的源泉。正如学者所言，“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3}“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其首要特征是其整体性，在法律关系中，它以这种整体性出现。”{4}从学者的上述言论中，肯定单位整体性的论点清晰可见。累犯本是前后犯罪历时性考察的结果，单位组合结构的层次性与累犯的动态性使得单位累犯的研究更显艰深。这一现状从侧面提醒并告诫我们，单位复杂的内在结构必须从整体层面予以仔细剖析，单位累犯的建构同样要以其整体性作为分析与评判的关键。

　 肯定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是要在明确主张单位人格特性的基础上，对单位累犯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与重构。单位主体是其内在人格实体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表达，在市场经济的外在环境中，正是因为肯定单位人格的客观实在性才赋予了其独立从事各项活动的权能。单位“这个特定的社会系统，作为法律所确认的人，也像自然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在社会生活中，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主体的身份，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决定和处理它与周围自然人或法人的相互关系，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自己的名义在法院起诉和应诉，它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出生和死亡。”{5}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且单位参与日益频繁的时下，在法律体系中认可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是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累犯制度是刑罚具体运用的重要内容，而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是刑罚预防单位再次犯罪的根据所在。正是因为单位主体的人格特性与整体性特征，我们才肯定了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客观性，也正是由于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并有对单位从重处罚之必要，才知道“犯人之刑罚反应力薄弱，前科之刑未能收刑罚预期之效果，故不得不设此规定”{6}“这样一来，我们便把以前没有弄清楚的一个概念，即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状态的概念，提到了首要的地位，用危险状态代替了被禁止的一定行为的专有概念。”{7}

　 笔者认为，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人身危险性与量度上的人身危险性，前者主要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主体具有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后者主要是指单位主体的哪些行为征表单位在犯罪后再犯可能性增大或减小的趋势。从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出发，我们必须同时考察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规定性与量的变动情形，以达到对单位累犯认定时的准确无误，防止以表面的重复性犯罪行为作为单位累犯的实质根据。同时，关注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量的变动或增减幅度，从而更好地体现罪刑均衡原则，{8}使法官在评判累犯的成立与否或是否从重处罚时，注重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变动情况的考察，实现量刑个别化与实质公正，达致与罪刑均衡的内在精神相契合。

　 二、结构剖析：人身危险性视域下的单位累犯

　 既然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呈动态性与开放性的特征，那么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也具有比自然人主体更大的复杂性。原因在于，单位主体是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特定性能的统一整体。{9}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第一，“单罚制”是否是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机构免除刑事责任？“单罚制”的现实存在是否是对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否定？以单罚制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前提时，单位累犯的理论性是否难以自足？第二，在单位与单位、单位与自然人之间交往频繁，且单位之下自然人流动频繁的今天，如果单位内部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作为自然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存在，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存在理由？即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与单位整体性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进行对接？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与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在单位累犯中，其前后犯的刑罚可能存在这样几种结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由此，笔者认为，单罚制（对单位之下的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并非是对单位本身免除处罚，更不能据此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存在。理由有三：

　 其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是单位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单位是人格化的有机体，离开了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相关活动，这个有机体就无法存活，也难以向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表达自我。“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作为刑罚的载体，是以法人犯罪为前提的，对于他们的刑罚，是法人犯罪刑罚的一部分。”{10}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单罚制），尽管没有对单位判处罚金，并不意味着对单位自身没有处罚，其实质仍然是对单位整体性的谴责和对单位有机体的否定评价。

　 其二，单罚制并没有否定单位犯罪的客观事实，不是对单位机构免除而单纯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有学者认为，“从单位犯罪的整体刑事责任不能得出单位自身承受的刑罚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结论。”{11}笔者认为，这是把单位自身与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割裂开来的结果，是混淆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如果误把单罚制当作自然人独立的刑事责任，那么对单位自身没有判处罚金刑的客观事实只能解释为免除了单位的刑事处罚。由此，在前后犯罪的“单罚制＋双罚制、双罚制＋单罚制、单罚制＋单罚制”的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结构形式中单位的整体性人身危险性就被“消解”了。而这种思维路径之根源，正是我们把单位的罚金刑与单位之下的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分割开来并作为独立部分的不当理解方式所致。

　 其三，无论是单罚制还是双罚制，都只是承担刑事责任方式上的差异，不是单位有无人身危险性或其大小的区别所在。在立法上对单位犯罪不判处罚金而只处罚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单位犯罪的特定情形，{12}因而无罚金刑之必要。事实上，毫无疑问，单罚制是单位犯罪之下的单罚制，没有单位犯罪就没有单罚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另外，单罚制也并不因为比双罚制缺少罚金刑部分而在人身危险性的量上减小，因为人身危险性量度上的大小主要是通过案中、案后情节征表出来的。{13}不考察单位客观行为的整体性人格特征，根本无法比较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简单地认为单罚制之下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较轻，显然就忽视了危害行为的价值所在，也否定了评判人身危险性的功能性意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情况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其一，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同一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二，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另外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其三，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四，作为自然人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内，又作为单位犯罪的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14}

　 通过上述的结构排列，揭示出来的问题就是，自然人受刑的变动性可否作为单位累犯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无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怎样进行变动与流转，都只能在从属于同一单位犯罪时，才可以用来衡量该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外在表现。{15}行为人超出同一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可以据此衡量自然人的人身危险性并成立自然人累犯，但是由于脱逸同一单位之外的自然人已经不是该单位的内在组成要素，无法视之为单位人身危险性的征表，因而不能用来判定单位累犯的成否问题。由此可见，上述四种情形，只有第一种情形的人身危险性在同一单位之下是重合的，因此该情形无可争议地可以构成单位累犯。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一种情形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即如果单位前后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存在差异性，那么有无构成单位累犯的理论基础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单位累犯的基点和实质根据上来：在单位主体不变，而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变动了的情形下，单位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有无连贯性？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自然就清晰了。笔者认为，对此情形并不能完全否定单位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可能性。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其人格系统决定了单位内部部分要素的增加或减少是正常的事情，而如果这种量上的排列组合方式没有改变单位的组织形式和性质，单位累犯的成立就有它的空间。众所周知，单位都有自己既有的章程、纲领、相关生产作业的管理规定、长期或短期的指导方针、成文或不成文的操作规程、沉淀下的企业文化底蕴等等。这些对单位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都具有现实的作用力或影响力，甚或直接推动单位积极作出各种决策。质言之，正是这些实体部分的维系，支撑着单位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因此，单位内部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存在的实质理由。

　 就此可以认为，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变动，不能从根本改变上述单位整体的精神性要素或实质价值，在此认识之下的进一步推论就是，单位内部有机体部分要素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不了单位犯罪主观罪过的劣根性，撼动不了单位人格的整体趋势。因此，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变动之后，同一单位仍然继续犯罪，仍然能够动态地说明这一事实，即单位保持了原有的犯罪人格惯性而使人身危险性无根本消减之迹象，据此成立单位累犯不成问题。

　 但是，又不能完全疏忽单位内部的要素变动对单位整体的影响，毕竟单位整体脱离不了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支撑。为此，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操作上考虑，如果单位前后犯罪的性质相同或相似，前犯的主观罪过就可以与后犯的主观罪过予以对接，从而就能够推定单位主体人身危险性质的存在性与量的趋重态势，据此认定单位累犯的成立理由就是充足的。{16}另外，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人格的独立特性，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如果其中符合自然人累犯的规范性条件的，应当以自然人累犯论处。{17}

　 三、困惑化解：单位累犯的现实问题与对策

　 （一）在刑度条件上有期徒刑与罚金刑的选择

　 刑法第65条和66条规定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对此，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是包含了单位累犯的。{18}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原因在于，单就普通累犯而言，其前后罪必须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规定，而这并不能说明现行刑法已经承认了单位累犯。何况，旧刑法与新刑法之间在累犯的规定上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如果依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推论，旧刑法中自然也是包括了单位累犯的。然而，当单位主体还未进入旧刑法的犯罪主体之时，立法者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精神中是根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有先知先觉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19}立法的“慢半拍”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单位累犯既是个立法问题，也是个司法问题。

　 “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中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20}当然，在立法中缺乏单位累犯的具体规定并不影响我们思维的步伐，通过单位犯罪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或直接地感受单位累犯的客观性。在此情形下，司法也并非唯唯诺诺、无能为力。“司法的根本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判定什么样的司法裁判能为当下的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21}“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同和参与，法治状况的实现会有很多困难。”{22}因此，从司法的角度反思立法的现行规定，并从司法的立场探究单位累犯的内部结构就显得意义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