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洛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商洛市人民政府
商洛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商洛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商丹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事业机构：
《商洛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2010年第7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商洛市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我市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将传染病防治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实施，并保证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所必需的经费，
第四条 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
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以及职责分工，承担传染病防治的有关任务。
第五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其责任范围，由市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铁路、交通运输、厂（场）矿企业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本系统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
各县区及本条所列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接受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各级各类医疗单位承担职责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其责任和范围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第二章 预 防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全民性的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传染病预防知识及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健康教育机构具体负责传染病预防知识及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和业务指导工作。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负责辖区范围内门诊、病房和责任地段的传染病预防知识及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工作。各乡镇医务人员、预防保健人员在乡镇、街道预防保健机构指导下承担责任地段内的各项传染病防治任务；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医生承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传染病防治任务。
各部门、各单位负责本系统、本单位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和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工作。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防治措施的教育，并纳入健康教育计划。
第八条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和改善公共卫生设施。
乡镇、村均应当按照环境卫生标准，修建卫生厕所和垃圾、粪便、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等公共卫生设施，并责成有关部门负责日常卫生管理。
第九条 饮用水水源地应当划定保护区。保护区内禁止排放污水和设置厕所及堆放垃圾、粪便等污染物。禁止在保护区内从事可能污染水质的活动。
第十条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集中式供水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饮用水卫生条件。
新建、扩建、改建集中式供水工程时，其水源选择、水源保护、工程设计等应当符合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其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应当有卫生行政部门参与。
城乡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卫生行政部门对本辖区内城乡饮用水水质定期进行监测，发布公报。
集中式供水单位应配置与供水工程实际相适应的净化、消毒、水质检验设备和设施等，并取得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第十一条 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符合卫生要求。新建二次供水设施竣工后，由建设单位负责清洗消毒，并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申报检查，水质检查合格后方可启用。
从事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应当经卫生行政部门、供水管理部门审核，取得相应的资质。清洗消毒人员，应当经卫生知识培训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第十二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免疫规划要求组织实施预防接种，开设预防接种门诊，推行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管理，对辖区所有儿童（包括流动儿童）实施免疫接种，接种率达到中省要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保证疫苗接种必需经费。
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冷链系统的全面管理，保证生物制品质量。用于预防传染病的一类生物制品，按省－市－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渠道统一订购、发放，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预防传染病的二类生物制品应当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监督指导下使用。
集体性预防服药、用药和国家法定免疫程序以外的大面积预防接种工作应当向市卫生行政部门申报。
托幼机构、小学在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对无预防接种证者，应当补办有关手续并按照规定及时补种有关疫苗。
第十三条 传染病病人实行归口管理。市级设立传染病医院；县区设立传染病区，开设传染病门诊。传染病人统一收治在传染病医院（区），其他医疗保健机构不得收治传染病病人。
第十四条 医疗卫生单位应当实行下列防止医源性感染和医院内感染的措施，并接受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指导和各类检测：
（一）传染病病人与普通病人不得混住同一病室；
（二）综合医院的肠道门诊和传染病门诊必须与其他门诊分设；
（三）门诊室、病房严格执行随时消毒制度；对传染病区的候诊室及治疗室，实行每日工作结束后的终末消毒制度；
（四）进入人体组织或者无菌器官的医疗器材达到灭菌，各种手术、注射、穿刺、采血器材必须一人一用一灭菌；接触皮肤、粘膜的器械和用品必须消毒；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材，用后应当及时消毒并作毁形、无害化处理、记录备案；
（五）各种消毒药械的消毒、灭菌效果及手术室、产房、婴儿室、烧伤病房、血液透析室、化验室等科室的空气、物体表面和医疗用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六）化验室的血、尿、痰、粪便等检验样品及检验器材，经过严格消毒处理后方可废弃或者再用；
（七）医院污水经过消毒处理，达到《医院污水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医院含致病微生物的污物应当统一收集，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与生活垃圾混放。
第十五条 血站（库）、生物制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保证血液、生物制品的质量。
第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在审批医疗机构（含个体诊所）时，应当严格审查预防医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的条件，不合格者不得批准开业。
第十七条 禁止生产、销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所列的各种食品。
第十八条 生产消毒、卫生用杀虫药剂和药械、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卫生用品、隐型眼镜、人造器官等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行业有关标准，并取得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任何单位不得经营、使用无证产品。
第十九条 托幼机构、学校、饮食服务行业经营场所、单位集体食堂、洗衣店、殡仪馆、公共交通工具等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进行预防性消毒，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进行监测，防止传染病传播和暴发流行。
第二十条 旅游、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工商、城市管理、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做好对入境人员和流动人口的预防接种、预防服药、健康教育、健康查体、疫情监测等工作。
流动人口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商洛市暂住人口管理条例》进行暂住登记；
（二）主动到预防接种门诊进行预防接种；
（三）来自疫区的，应当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预防接种、预防服药、医学观察等控制措施；
（四）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应当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预防接种、预防服药等应急控制措施。
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申请进行卫生学调查；开工后，施工单位应当搞好工地职工食堂、宿舍、环境、厕所、饮水等的卫生工作并接受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日常性监督、监测。
第三章 疫情报告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和乙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及丙类传染病监测区内的丙类传染病病人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相关规定向发病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乡镇以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第二十二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重大暴发疫情或者本市未发现的传染病疫情时，应当在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的同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市卫生行政部门和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
第二十三条 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原报告传染病病人死亡时，应当于24小时内向原接受报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出传染病病人死亡报告卡；对原报告的传染病疑似病人应当在确诊或者排除时起24小时内，向原接受报告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出疫情订正报告。
第二十四条 军队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并接受业务指导。
第二十五条 各级各类医疗单位均有对急性弛缓性麻痹（AFP）病例报告的义务，应当指派专人负责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的管理工作。发现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后，城镇在12小时内、农村在24小时内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各县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4小时内报告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第二十六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准确汇总辖区内的疫情并及时上报。
第二十七条 从事梅毒、淋病、肺结核病和地方病的专业防治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并实行网络直报。
铁路、交通运输、厂（场）矿企业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疫情。
第二十八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医疗保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个体开业医生的疫情登记报告和管理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第二十九条 未经批准，任何医疗卫生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布疫情。
第四章 控 制
第三十条 传染病的疫情处理，实行分级分工管理。
各级医疗保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及本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方案和有关规范。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的病人、疑似病人、病原携带者疫情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赴现场进行严格的流行病学调查、标本采集、疫情监测及卫生处理。
鼠疫、霍乱、艾滋病、肺炭疽、脊髓灰质炎、当地未发现过的传染病、国家已宣布消灭的传染病的疫情或者其他传染病的重大暴发疫情，由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立即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提出相应控制措施。
第三十一条 艾滋病患者、病原携带者以及与上述两种人员密切接触者按照艾滋病监测管理的有关规定，在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下，接受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措施：
（一）治疗或者留验；
（二）限制活动范围；
（三）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访视、查询、病原检测和医学观察；
（四）其他预防控制措施。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开展重点人群的艾滋病、性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血清学监测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性病防治机构开展性病防治业务，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性病防治的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不得开展性病诊治业务和进行广告宣传。
第三十三条 霍乱病原携带者，在病原携带期间应当接受隔离治疗，直到病原学治愈后方可恢复工作、学习。
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者，在病原携带期间不得从事饮食、供水、宾馆、旅店、保育以及各种易使传染病传播的服务性行业的工作，直至病原学治愈后方可以恢复工作、学习。
艾滋病患者和病原携带者，乙型、丙型肝炎的病毒携带者，终身不得从事生物制品生产，不得捐献血液、脏器、组织和精液。
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原携带者，在病原携带期间暂停保育、教育工作和入托、入园、入学，经病原学治愈后方可以恢复工作和学习。
第三十四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规定，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第五章 医疗救治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和完善传染病医疗救治服务网络的建设，指定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
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建筑设计和服务流程，应当符合预防传染病医院感染的要求。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使用的医疗器械进行消毒；对一次性医疗器具，应当在使用后予以销毁。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传染病诊断标准和治疗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书写病历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妥善保管。
医疗机构应当实行传染病预检、分诊制度；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引导至相对隔离的分诊点进行初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应当将患者及其病历记录复印件一并转至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转诊应符合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监 督
第三十八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辖区内传染病防治工作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本级和下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和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的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依法查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四）其他监督管理事项。
第三十九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传染病监督管理员，在实施传染病监督工作和查处违法行为时，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出示证件，做好监督、检查记录。
第四十条 传染病监督管理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协助，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碍其执行任务。
第四十一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因工作调动或者其他原因解聘的，其有关证件必须交回原发证机关，有关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材料、档案全部交回所在单位。
第四十二条 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成立应急传染病技术鉴定组织，负责传染病技术鉴定。
第七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三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将传染病防治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传染病预防、控制、监督工作的日常经费。
根据传染病流行趋势，确定传染病预防、控制、救治、监测、预测、预警、监督检查等项目。
第四十五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传染病预防工作的经费。
第四十六条 对患有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纳入大病救助范围的由卫生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储备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以备调用。
第四十八条 对从事传染病预防、医疗、科研、教学、现场处理疫情的人员，以及在生产、工作中接触传染病病原体的其他人员，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并给予适当的津贴。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集中式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由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有造成传染病流行危险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采取控制措施。
第五十条 托幼机构、小学在办理入学手续时不依照有关规定对适龄者查验计划免疫接种证的，责令限期改正。拒绝接受计划免疫接种的，责令限期补种疫苗。
第五十一条 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肺炭疽病人拒绝进行隔离治疗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由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造成甲类传染病、艾滋病、肺炭疽的病原体传染的，或者造成传染病菌（毒）种扩散的，造成除艾滋病、肺炭疽之外的乙、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由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传染病防治规定行为的处罚，由市、县区卫生行政部门实施。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在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正式规定了探望权制度，这是我国婚姻立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借鉴西方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与成果。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既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生理、心理、情感与人格的健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满足父母亲的情感需要，进而促进父母亲双方更好的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这对于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修改的《婚姻法》增设探望权制度至今已达11年之久，虽然立法为探望权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法律实践的中，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却是非常的棘手，探望权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很好的实现。
一、我国探望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这些关于探望权制度的法律规定，为解决离婚双方探望子女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对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社会稳定及家庭安宁正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实体权利，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尚有不少值得探讨和完善之处。
1.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
自从探望权制度实施以来,其法律关系主体问题一直都困扰着司法实践。我国《婚姻法》只明确规定了非直接抚养方的父亲或母亲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然而对于没有和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近亲属却不拥有探望的权利。这样的局面既违背人情,也与我国的亲情伦理相去甚远。在我国,自古就有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以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整个复杂的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到现在,家庭内部人员通常居住在一起。在我国,几世同堂的现象依然非常的普遍。由于生活习惯与我国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一些长辈特别是祖父母一类的近亲属,对孩子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与寄托，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以探望的权利,实在有违我国上千年的善良风俗,不利于我国传统美德的维护与发扬。另外一方面,法律既然规定了孙子女有接受祖父母、外祖父母遗产的权利,那么从权利义务对应角度去分析,不给予祖父母、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也正好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
2.弱化儿童利益的关键地位
事实上,整个探望权制度的基础就是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应该成为整个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关键,要把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放在中心的位置。然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我国现行婚姻立法上观察,都在过多、过重的强调关注父母两方关于探望纠纷解决途径问题,一味的考虑父母两方的具体利益,对于孩子的具体地位法律规定得不是很明确。这种现象,不可避免的限制了未成年子女的合理要求与合法利益。现实中许多孩子事实上任由父母两方摆布的现象正赤裸的验证了这一点。如果法律不给予孩子的足够尊重,不给予他们表达与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没有办法去谈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利益了。虽然未成年子女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依然具有独立的人格,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尊重,尤其是在探望权问题的纠纷方面,更要摆脱孩子受父母依附的局面。
3.执行措施规定不完善
从确立探望权制度到现在,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执行难的问题,很可惜的是,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几个简单的条文,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并没有作出具体可行的规定。现实中有着许多难以执行的案件,由于没有法律作为依据,法官只能凭借自由裁量的司法行为来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我们知道,一项法律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执行措施,就等于权利虚设,在当事人心里也自然产生不了法律威慑力而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探望权的实现也无从谈起,整个制度的构建也将落空。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不同于民法上诸如财产、物等标的,探望权的执行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明确的是,探望权执行的标的不是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而是非直接抚养一方的协助行为。
4.非婚生子女利益保护缺失
产生探望权的基础自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探望权问题的解决也成为离婚的“善后事宜”。既然探望权问题是基于离婚的法律行为所产生的这项法律权利,因此很容易使人误解问题的来源就是建立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基础之上的。但是,我们知道,《婚姻法》与《继承法》都给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从法律平等再到人的平等,我国现行《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并没有澄清针对非婚生子女的探望权制度的设置问题。在现实世界里面,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甚至通奸、强奸、非法同居等,产生的子女抚养问题屡见不鲜。本着保护这类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法律有必要增加规定针对这类非婚生子女探望权的条文。事实上,这类未成年由于处于更加弱势的局面, 特别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我国探望权制度却忽略了这点,表明我国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完善的地方。
5.中止执行理由不具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38条第3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以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为决定是否中止探望的标准是西方国家普遍一致的看法,我国在针对探望权中止事由方面,采纳了这种理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同时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但是笼统、概括和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上却很难把握。在司法实践中,究竟何种情形才属于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完全要靠法官来自由裁量。这种做法虽然给当事人协商一致留下了余地,但是却不利于矛盾迅速合理的解决。其次,从理论上,究竟怎样才算是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有人简单的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事由,但是结果却是有许多父母本身对孩子十分关爱,只是因为一时冲动才触犯法律。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危害性显著较轻，从刑罚的教育功能角度上看,如果把“收监”作为探望权执行中止的具体事由,将不利于实现刑罚的改造功能,而只会加剧当事人仇恨社会的心理。因此,针对“收监”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在实践中,许多夫妻离婚以后,为了达到不让对方探望孩子的目的,就随意利用法定的中止探望情形来阻止对方探望。有些夫妻在离婚时产生的矛盾比较激烈,互相仇视,经常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的缺点和过错,使对方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被贬低,导致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出现偏差,同时也增加了司法操作的难度。
6.法院淡化裁判功能
在处理探望权案件的过程里,法官通常的做法是：当事人协商一致优先。由于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只有简单的几条,而现实的案件却是十分的复杂,法官很难在复杂的纠纷中凭借裁量行为来及时解决矛盾。因此,通常是遵照当事人的协商结果,淡化自身的裁判功能。而事实却是,离婚当时人矛盾一般都比较尖锐,互相仇恨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要在一时达成一致是漫长而艰难的。我们说对于他们自身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走漫长的协商之路,但是对于探望权问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切实利益,由于未成年子女一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这时候法院就应当发挥裁判功能,无论是从社会公益角度上讲,还是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角度上看,法律的裁判的作用就应当及时必要的介入。这样的话,就限制了许多父母一致协商为借口,推脱相互之间的抚养责任。因此法院应该协商优先的前提下,及时的作出合理的裁判,发挥法院的裁判功能。
二、完善我国探望权制度的措施
根据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现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经验，关于探望权制度，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予以完善：
1.适当扩大主体范围
参酌我国国情，笔者以为，应当明确（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地位。（外）祖父母享有探望权不但符合我国的国情、人伦和法律原理，而且是国际公认的立法理论。另外，在赋予（外）祖父母探望权，同时，为贯彻探望权立法宗旨，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有必要对（外）祖父母做一些规定，享有探望权的（外）祖父母应具备以下条件：（一）经济状况良好；（二）有利于孙子女成长的轻松愉快的家庭环境；（三） 与孙子女之间的感情融洽；（四） 与孙子女在其父母离婚前曾一起生活过；（五）身体健康，无其他传染性疾病；（六）无吸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小孩的犯罪行为。
2.突出儿童利益的中心地位
我国在立法完善时，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德国民法典第1626条第（3）项规定：“与父母双方进行交往，通常属于子女的正当权益。子女与其他的人有联系的，在子女与其交往时，适用相同的规定，但以维持此种联系有助于子女发展为限”。在未成年子女提出要求探望父或母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应为其实现探望权提供帮助。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不同意子女的请求不提供帮助或不同意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法院提出探望权之请求时，未满十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或委托少年儿童维权机构代为行使法定代理人职责，子女也可直接向少年儿童维权机构申请其代为行使。这样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与父或母会面、交往或暂时共同生活的正当需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探望权诉讼中，在确定探望权行使的时间、方式时，应尊重有识别能力的未成年子女的意思表示，探望权的行使应体现子女的意志。在决定中止探望权时也应尊重子女的意愿。当事人提出中止行使探望权请求时的在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中应明确，应征询双方的意见和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3.完善探望权执行措施
我国现有有关法律对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有关探望子女的义务的保障措施有限，由于不能也不应强制执行子女的人身及探望行为，因而有时在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强制措施后，仍难以实现探望权。因此，可参照国外立法的一些规定，在婚姻法中明确直接抚养人的协助义务，加重其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责任：（1）对因直接抚养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而导致行使探望权的一方不能行使其权利的，每一次都要补偿探望权人一定数量的款项。（2）拒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有探望权的父或母多次不能实现探望权的，可在考虑子女的学习、生活便利等基础上，将未实现探望权的时间累加起来，确定一段时间由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短期内与子女共同生活。（3）应规定对探望权人探望子女后，未按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时间将孩子送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行为的处理。如规定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可以此为由申请中止行使探望权。并明确申请人可在探望权人未将子女送回之日起一定的期限内可申请强制执行。
4.增加保护非婚生子女利益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