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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

谢维雁



【英 文 名】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摘要】 　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公、私法划分的传统对宪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方式，孕育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而且还促进了宪法内容和形式的完善，宪法是公、私法划分的最高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重视和借鉴公、私法的划分方法。

【关 键 词】 公法 私法 宪政 宪法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省司法厅办公室干部，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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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大陆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这一传统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遭到普遍而坚定的排拒。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的研究显示：公、私法的划分对法学理论研究和部门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有民法学者已率先提出了公、私法的划分[1]（29页）。有人断言，“西方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走了一条从私法到公法的道路”，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将是从公法到私法的道路”[2]（13－14页）。到目前为止，公、私法的划分作为一种法的分类方法及其理论在我国法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实，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的历史早已证明，公、私法的划分，无论对法学理论的研究，还是法律制度的建构，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现存的法律制度，更要学习其有用的方法（如公、私法的划分）。或许，这才是一种科学而务实的态度。进一步言，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包含我们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多的意识形态成份，相反，它实际上具有某种价值上的中立性。因此，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及其对法学理论研究、法制建设的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解读公、私法的划分与宪政的某些可能的内在关联，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公、私法划分的历史及其普适性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端于罗马法。这种分类方法最早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3](117页），其依据是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前言中选用了他的一句话：“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为私法”[4]（91页）。不过，罗马法虽然对公法、私法作出了划分，但其发展集中在私法，“几乎所有有关罗马法的文件都只涉及到私法”[4]（91页）。在法学研究中，罗马法学家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私法学上，以至有人认为，“罗马法学实质上就是罗马私法学”[5]（53页）。罗马法中，公法并没有实在意义，有学者指出，“公法只是在罗马法分为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其自身无实体价值”[4]（91页）。公、私法的划分在中世纪通过一些法学家的著述得以承传，而当时著名的法典和法律汇编如《加罗林纳法典》、《萨克森明镜》、《波西瓦·克莱蒙特习惯法》等都没有对公法、私法作出划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形成，公、私法的划分再次被赋予实在的意义，公法的地位大大提高，传统中仅具有从属地位或附随意义的公法获得了真正与私法相对意义上的价值。一般认为，古罗马留给后世的遗产主要是罗马私法，它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大多数法权关系适应了现代的经济条件，“以至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马克思语）[1]（33－34页）。但就公法而言，这一结论显然不适用。大陆法国家的公法与罗马法中的公法在内容上并无承继关系，也没有连贯性。乌尔比安时代的公法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4]（91页）。而17、18世纪大陆法国家的公法是在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特别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推动下兴起的[6]（128页），其内容是宪法、行政法、刑法[4]（89页）。这一时期，在公法领域中“通行的是代议制民主、三权分立、宪政、法治等原则和制度”[6]（128页）。19世纪，在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过程中，公、私法的划分得到了广泛运用[7]（528页），“深深地渗透到”了“法院体系的结构、法律职业的划分之中”[4]（89页）。此时，“公、私法之分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真理”[6]（121页），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这一划分甚至对普通法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其重要的历史传统，但也有一些重要人物（如培根）曾主张英国也应该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4]（104页）。在法学研究中，英国的法学家们也“日益趋向于划分公法与私法”[4]（104页）。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在1947年出版的《美国法律史》中就是对美国不同时期的公法、私法的发展分别论述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律体系均完全排除了公、私法的划分。史尚宽先生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8]（3页）。其真正原因可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时阐述的“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9]（587页）的原则中得到解释。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因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54页）。可见，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公、私法划分方法的逻辑前提是：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不存在任何私有制，缺乏公、私法划分的基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证明了这一理论的逻辑难以演绎成为事实的逻辑。在我国，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迄今，我国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这实际上已经在根本上消解了拒绝公、私法划分的上述逻辑前提。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考虑在法的体系和法学研究中引进和借鉴公、私法划分的时候了。我这样主张，理由有二：其一，历史已经证明，公、私法的划分具有普适性。正如梅利曼所说的，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公法、私法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必要的和明确概念了”[7]（528页）。美浓部达吉甚至进一步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7]（530页）。普适性意味着公、私法的划分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及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拒绝进行这种划分的理由。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的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应当是中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必也不应因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排拒这一便捷、有效的工具及其价值。其二，严格说来，中国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在我国近代，“清政府看到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国力大增，中日两国历史文化又相近，因此决定仿效日本而实行法制改革，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2]（41页）。既是大陆法系国家，我们就理应承继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即公、私法的划分。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我们既不应有制度上的拒斥，也不应有观念上的阻隔。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财产权不仅在制度上不断得到完善，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获得有效保护，公、私法划分的基础已经具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元法律结构以其在实现法治秩序方面的种种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模式的理智选择”[1]（53页）。我们有理由相信，公、私法的划分，不仅会极大地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宪政与法治的进步。



二、公、私法的划分为宪政提供了现存的思维模式



斯蒂芬·L·埃尔金提到，“宪政政体理论家们曾经宣称有必要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划出某种界线”，“这条分界线将在政体的法律中划出：人民只在公共事务中起作用，政治权力不得介入私人领域”[10]（157页）。埃尔金不仅推崇这一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认为，“一个立宪政体乃是这样的政体，其中的私人领域得到保障，不受行使政治权力的侵犯”[10]（161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公共领域又称国家或政治国家，私人领域又称社会或市民社会。事实上，并不是实行宪政有必要作出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相反，倒是宪政本身是公、私领域分离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结果，正如有人指出的，“宪政主义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的历史过程中”[11]（250页）。如果说宪政与公、私法的划分有某种关联的话，则这种关联的根源在于它们分享了公（国家或政治国家）、私（社会或市民社会）领域分离这一共同的社会基础。

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或国家与社会的界分与对峙基础上的“宪政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形式，采行对峙式思维”[11]（25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对峙式思维模式导致了宪政对公、私领域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采取了不同的调控模式，对政治国家（公共领域）主要实行权力限制原则，对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则主要实行保障原则。

对峙式思维模式并不是宪政特有的思维模式，它来自于公、私法的划分传统。“公法是关于罗马国家的法律，私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这本来就是一种“卓越的思维模式”[1]（26页）。早在罗马法中，公、私法的划分仅是概念性的，而且“它自始就隐伏了一种跛脚巨人似的危机”[1]（35页）即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私法的。而“在公法方面，罗马法从未提供过范例”[12]（45页），“在罗马既不曾有公法，也不曾有行政法”[12]（74页）。但是，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功能在罗马法时代已充分显示：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罗马法学家们构筑起完备的私法体系，树立起了自然权利的权威，这实质上是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可以说，此时已初步建立起了对峙式思维模式。说初步建立，是因为此时重在市民权利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消极、间接，而对国家权力积极的、直接的限制还未纳入罗马法学家的视野。近代市民阶级正是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完成了公、私法划分从概念性分类到结构性分类的转变，并构建起了整个公、私法制度，这时对国家权力的限制采取了一种积极、直接的方式。三权分立的理论及制度的确立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积极、直接限制的典型形式。公、私法划分所体现的对峙式思维模式正式确立，并深深地蕴含在公、私法划分的政治功能之中：维护市民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公、私领域的分离构成了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此为基础的公、私法划分的对峙式思维也就成了宪政的基本思维模式。



论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

钟 黎 明


当前，随着以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也正处于从传统的职权主义向更具有对抗性质的当事人主义过渡。如何认识民事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关系到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和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的正确配置与行使。为此，本文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免要发生纠纷。人们之间的这些涉及权利义务的民事纠纷，有很多是需要通过法院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的。其基本的运作方式为，一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对方当事人进行防御，由独立于双方的裁判机关——法院予以审理，并做出裁判。由此便产生了法院行使审判权与诉讼当事人行使诉权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解决纠纷的诉讼体制的不同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所处的地位和关系也相应有所不同。当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民事诉体制不外乎以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英美法系诉讼体制实行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法院处于相对消极被动的地位，诉讼程序由双方当事人推动，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程序公正、对抗性强，但程序繁琐，效率较低的特点。大陆法系诉讼体制实行的是职权主义，在这个诉讼模式中，法院处于主导地位，积极主动地控制诉讼进程，当事人处于被支配地位。具有司法效率高，但程序的公正性、对抗性不够的特点。现在国际上，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相互吸收借鉴，已成为当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司法改革的趋势。我国也不应例外，在民事诉讼模式中不断吸收两大法系优点与长处，逐步从现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转换到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上来。因此，正确认识并准确定位法院与当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建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内容，以及诉权与审判权的正确配置。笔者认为，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院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当事人不应居于从属地位，这是市场经济和法制民主化所要求的平等观念和精神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必然反映。平等不是等同。主体地位平等，并不否定在诉讼的某一阶段，某一层面上谁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当事人在行使辩论权、处分权时，实际决定着推进诉讼进程的作用，在这个方面当事人居主导地位。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诉讼中来，成为自己实体利益乃至自己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同时，法院在诉讼中享有诉讼指挥权，裁判权，在审理裁判案件方面居主导地位，当事人也要服从法院的裁判，尊重法院的司法权威。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实质上就是诉权与审判权的分工不同而已，是由诉权与审判权的配置和诉讼的某一层面或某一阶段所决定的。从法院与当事人权属配置来看，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相互关系，实质上也是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两种权属的配置，是由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来体现的。这两种不同权属的配置和行使，决定了法院与当事人关系是一种互相沟通，彼此交流信息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当事人按照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向法院提出主张和证据，法院围绕当事人的主张，按照中立原则，行使释明权、裁判权，使诉讼法律关系不因当事人的对抗而混乱，也不因法院行使职权而遭破坏，保证诉讼在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和当事人与法院的平等“交流”信息渠道的畅通，形成法院与当事人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规范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的原则
法院与当事人地位平等关系是确立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是民诉法权利配置的体现，因而又是调整法院与当事人相互关系的制度保障和规范。
1、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中规范法院与当事人关系最基本的原则。
所谓辩论原则（又称辩论主义），一般是指只有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经辩论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制度。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辩论原则的内容包括：当事人享有在诉讼中进行辩论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对争议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以及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辩论；当事人可以通过言辞或书面形式进行辩论；当事人的辩论权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这种权利配置的不足之处，就是对法院的审判权缺少约束力。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辩论内容外自行收集证据对事实采取职权探知方式，至使当事人辩论流于形式，成为一种摆设。笔者认为应当改变这种状况，在辩论原则中增加对法院审判权的约束性内容：（1）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判决的基础和依据。也就是说，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2）当事人之间没争议的事实及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不得对此作出相反的认定。而应以当事人意思主张，既无争议的事实或自认事实作为案件裁判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法院直接受到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约束；（3）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来的事实。换句话说，法院认定事实所需要证据也只能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能依照职权收集、调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约束性的内容。
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辩论原则也可称约束性辩论原则，其功能是：第一，明晰了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职责权限。既由当事人主张事实，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法院则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证据进行核实和加以认定。第二，可以避免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或调查取证方面，对当事人造成“审判突袭”，压缩了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恣意行为。第三，当事人获得了充分、平等参与诉讼的机会和自由支配诉讼主张和实体权利，促成了法院中立地位的形成。因此，辩论原则成为规范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的基本原则，为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程序保障。
2、处分原则是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重要原则。
所谓处分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思，就自己与他人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自由地支配、决定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权原则是调整法院与当事人诉讼关系的又一基本原则，它要求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其法理思想，来源于“公权”对“私权”的尊重。既属于当事人处分私权领域内的事务，法院审判权不得介入，必须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也是民法保障的民事权利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
我国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法律依据。按照我国民诉法的相关规定和理论上的认识，处分原则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诉讼程序的开始和终结原则上由当事人决定；二是当事人对救济方式及范围有一定的决定权；三是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在诉讼中变更、追加、放弃诉讼请求和提起反诉，也可以自行和解或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但是，也反映出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法院审判权的干预过度，未对当事人的意愿充分尊重，其权利配置具有职权主义的特征：第一，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权利，法院可以依职权认定；第二，当事人未起诉的被告或第三人，法院可以用职权追加；第三，诉讼程序的结束法院有权决定是否准予（如撤诉）；第四，法院可以不经当事人同意而自行启动诉讼程序（如再审程序）。由此可以看出，当事人的处分权未对法院的审判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的关系。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不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应当“正本清源”，强化当事人的处分权。（1）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应以原告起诉为原则。坚持“不告不理”、“没有原告就没有诉讼”的法理，取消法院以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的再审程序；（2）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终结诉讼程序；（3）审判对象及诉讼标的确立，原则上受原告意思的支配。法院判决不能超过当事人的请求数量（但可以少于请求数量）；（4）当事人有权选择相对的诉讼当事人（被告、第三人），禁止法院不经当事人同意，以职权追加其它当事人（被告、第三人）的做法。这样才能恢复处分原则本来面目，起到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实现法院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充分尊重。另处要说明的是，在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会导致另一方当事人权利受损的情况时，也不应由法院主动干予，法院可通过行使释明权，让双方当事人就处分事项进行辩论，以调整他们之间的权利平衡。比如原告撤诉时，如未开庭审理，法院不应干予。如果已开庭审理，法院应就此征求被告方意见，看被告是否同意撤诉或提起反诉，法院不能代其为之。撤诉经过辩论，仍然是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基础，与法院自己认为撤诉不当，主动干予不准撤诉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当事主义、后者是职权主义。
3、中立原则是维护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程序保障。
中立原则也可称作法官中立原则，是指法院（法官）在案件审理程序中处于相对消极被动的中间地位。中立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内容。它表明在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审理保持客观和超然的态度。否则，会导致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和程序公正性产生质疑，所以“中立是裁判的生命”。中立原则要求法官象竞技场上的裁判员一样，始终保持相对被动和消极，让参赛运动员按既定的游戏规则竞赛。中立原则的具体内容表现在：（1）使双方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提出自己关于权利和事实的全部主张，并能针对对方的事实主张进行攻击和防御；（2）当事人双方主导并控制证据提出和事实调查过程。他们可以充分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裁判结果，裁判者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观点均考虑在内；（3）裁判者的中立性决定了裁判者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性。正如法谚所说“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当法官，因为它不能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4）中立性决定了裁判者不得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歧视、偏见或偏爱，平等保护和对待当事人的诉讼地位；（5）裁判者不应当是与当事人对立的，凌驾于当事人之上的主宰。相反，裁判者必须认真听取和吸纳来自当事人的陈述，给予当事人合理的对话机会，并受当事人主张和举证的限制。总之，中立原则的作用就是要通过保证当事人有效参与诉讼程序，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限制审判权滥用，消除裁判者的恣意，实现程序公正的目标。中立原则还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做到形式上的公正。一是开庭前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时间、地点等有关信息，以便公众旁听。二是除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案件，并允许公众旁听审理案件全过程。三是不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判决都必须公开宣判。
中立原则要求法院处于消极地位，但这种消极地位是相对的。消极并不意味着法院完全或根本不参与程序活动，对程序过程无所作为，而是适时运用诉讼程序指挥权，有效地推动审判进程。诉讼程序指挥权，是指法律规定或许可法院（法官）为迅速、公平切实地推进审判进程而行使的主导诉讼程序的权力，属于审判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指挥权的行使必须是在中立原则的框架内进行，目的仍然是保障当事人辩论权和处分权的正确充分行使。
三、释明权：促进法院与当事人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所体现的是当事人主义精神，中立原则又使法院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这容易造成诉讼拖延和增加诉讼成本。于是，释明权就成了沟通法院与当事人诉讼关系不可缺少的手段。正确行使释明权，可以弥补辩论原则功能的不足，有效促进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协助当事人通过辩论弄清案情，实现诉讼请求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释明权的概念及来源。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源自于德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它是指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法院通过发问当事人的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释明权最基本的含义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法院向当事人发问的一种权利”。从发问权的角度来讲，它应是来源于职权主义或纠问式诉讼体制。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法官）不受当事人意思的拘束，可以依职权采取各种措施以探知案件的事实真象，发问权是其应有的含意。司法改革要求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过渡到更具对抗性质的当事人主义，但不是彻底地抛弃职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吸收了职权主义积极作用的产物。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每个案件中均有法官行使释明权的痕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八条二款、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表明我国民事审判的司法实务中，适用释明权已有了合法的依据。
2、释明权的性质。释明权到底是权利还是义务，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有“权利说”、“义务说”、“责任说”之分。其权利也好、义务也罢、责任也可，实质内容没有多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权利说主要是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角度出发，认为释明权就是指挥庭审进程，行使庭审管理的一个具体职权。义务说主要是从当事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释明权是对辩论原则的一种补充，是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和自由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表现，法院不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可以上诉，因此是法院的一项义务。责任说采取的是折衷主义的立场，认为释明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笔者认为采用权利说，更符合释明权的本质。第一，释明权由法官主动行使，具有主动性。因为法官发现当事人的主张及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就要主动采取发问、提醒、解释的方法，去启发当事人澄清、补充、排除、更正有关的模糊问题。这是法官的积极行为，而不是应当事人请求而为的消极行为。因为当事人如发现自己有模糊问题，定会自己澄清，而不是坐等法官帮忙。若法官未发现问题，当事人岂不是“自食其果”。如果当事人请求法官解释某个法律问题，法官也要看是否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是否有违中立原则，而决定是否采纳当事人的请求。第二，释明权是提问权，法官提问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必须回答，否则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第三，释明权只能由法官行使，权利主体具有排它性。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发问或向法官的解释或请求，是辩论权、陈述权、请求权而不是释明权。因此，采用权利说，有利于促进当事人积极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克服其坐等法院释明的依赖思想，减少其以法院未履行释明义务而提起的上诉。因为法院只能在当事人主张和自由处分的范围内行使释明权，因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而败诉的，不能成为法院不行使或不正当行使释明权而提起上诉的理由。过多地指望法官行使释明权使自己获得诉讼上的优势，必然会对法官在审判上的中立地位造成尖锐的冲突。
3、释明权的作用。一是法院确认案件真实的有效手段。“法院没有义务发现真实、法院的职责是确认真实”（张卫平《人民法院报》2004年3月9日第三版《被二审改判是不是错案》）。按照辩论原则的分工，当事人提供案件事实以及证明其为真实的证据，法院适用法律和对案件真实（被证据证了的事实）进行确认，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二是防止审判突袭的重要手段。辩论原则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当事人之间的突袭，但对法院裁判行为的突袭（适用法律、认定事实等），当事人往往束手无策。而释明权的行使，正好弥补辩论原则功能上的不足。在可能发生审判突袭的场合，法院及时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公开心证或阐明法律见解，当事人便可能及时进行相关更正和补充，从而有效地防止突袭裁判的发生。三是纠正当事人权利失衡的必要手段。诉讼中，因多种原因，当事人的请求或主张不明确、不充分、不妥当，甚至错误的情形都大有存在。为了使当事人不至于因自身的法律知识欠缺或诉讼技能缺乏而遭致不利判决，在当事人不能通过代理律师帮助而权利失衡的情况下，法官不能袖手旁观，而应积极主动地适用释明权，让当事人纠正自己的失误。四是提高当事人的诉讼参与度，使他们有机会依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权利处分，形成对案件结果的实质影响。
4、释明权的范围和限制。根据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中立原则的精神，释明权的范围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1）当事人声明有不明确的，应予释明；（2）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3）诉讼资料不充分时，可以通过释明令其补充；（4）通过释明使当事人提供新的诉讼资料。（5）行使释明权应受到以下限制：第一，释明权一般是对法律关系的释明，而不能扩大到对具体事实的释明。对事实的释明（陈述）应是当事人自己的责任。法院不能“越俎代庖”，去代替当事人本人的陈述。第二，不能违背中立原则。因为超过当事人“主张过的事实和证据”这个前提行使释明权，将导致诉讼结果的不可逆转，让当事人永远失去救济的可能。如当事人双方均未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一个债权纠纷案件中，法院如主动提出时效期间已过，将直接导致一方当事人败诉。即使其以释明权行使不当为由提出上诉，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必定会以“已过诉讼时效”事实提出抗辩，二审也不可能不顾“事实”而改判。如果发回重审，其结果仍然会是“时效已过”方败诉。这显然违反了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和中立原则。因此，现行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可主动援引诉讼时效制度应当废止。第三，当事人对释明权有提出异议的权利，以防止审判权对其民事权利的侵害和不当干涉。



参考文献：
张卫平：《诉讼架构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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